柳宗元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韩柳文章李杜诗”，这七字评语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诗作冷峻高拔，高高耸立在唐朝诗歌的峰峦中。至于他的散文成就，更胜于他的诗作，他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翻开柳宗元的史料，前几页写满了人生的顺畅得意。他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4岁就能背诵许多古代辞赋，10岁刚过就能写流利通顺的文章了。21岁时，柳宗元考中了进士，26岁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出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等职，31岁时又入朝为官，并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升任礼部员外郎。青春正茂，才华洋溢，仕途通达，时局向柳宗元展现出无限美好的风光。

    柳宗元就要趋着生命的春光大有作为了。他的目光首先盯住了京都的宫市，他看到宦官把持，肆意掠夺，“时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其实，都是宦官假托为宫中购物，公开抢掠，还要让卖贩者倒贴搬运费。宦官肆虐，地痞也就无恶不作了。“五坊小儿”更是有恃无恐，欺压百姓。

    “五坊”是指雕坊、鹞坊、鹰坊、犬坊、鹘坊，“小儿”不过是在这里当差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以打猎为名，张网封堵别人的店门和井口，勒索够了钱财才撤网。有的吃饭不给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要店家喂养，声言此蛇是给皇帝捉鸟用的，待主人赔礼奉钱后方才带走。人们怨声载道，社会腐朽不堪。柳宗元却要纠正时弊，还世道以清明，还百姓以公平。朝中抱有这种政治理想的当然不止柳宗元一个，王叔文、王丕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柳宗元和他们理想一致，目标相同，二王要进行政治革新，他也就积极参与。好在德宗李适死去，顺宗李诵继位，他也有扭转颓势的决心。于是，一场被史家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变革开始了。柳宗元以满腔的政治热情投身其中。他们整朝纲，停宫市，减贡奉，罢酷吏，动作之大，行动之速，让朝野上下无不震动。可惜腐败的朝政积重难返，黑暗势力非但未能剿灭，反而疯狂扑来。他们以顺宗有病为由，公然幽禁，并拥立太子李纯为帝，这就是宪宗。宪宗既为保守势力所拥立，自然也就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不用说，“永贞革新”宣告失败。柳宗元的政治热情也随着这场变革的失败而一落千丈，降到了零点。

    岂止是政治热情，柳宗元的政治生命也随之降到了低谷。因而，我们看到在江南的原野上行走着一位衣衫褴褛的官人。那是公元805年的夏天。那时候的江南绝非今日蓝天碧水，物阜民丰，而是草长苗稀，人烟渺然，瘴气弥漫，瘟疫猖獗。踏上这块土地的柳宗元身心疲惫，他被贬谪了，来到了永州，当了个司马。在唐朝，司马本是太守的佐官，还可以有点政治作为。可是柳宗元是个被贬谪的司马，没有正式编制，没有职责，还要受地方官吏的监视。他到永州后，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能在龙华寺中和僧人一起栖身。了解柳宗元这段生活，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这样写道：他在永州待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从外表到内心给柳宗元活画了一张像。柳宗元就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着、祈望着，巴望会有一日云散天开，他重返京都，再振朝纲。这或许就是他活着的力量。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柳宗元以及一起被贬谪的刘禹锡等几位司马被奉诏进京。柳宗元喜出望外，他写道：“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他是快步赶回长安的，准备领受新的使命，施展内心深处的政治抱负。然而，柳宗元想得太天真了，“十年憔悴到秦京”的他，只在长安待了月余光景，立足未稳，“谁料翻为岭外行”，他和同时被召的伙伴这一回被放到更为遥远、更为荒凉的地方。

    也许，对柳州来说这是难得的幸运，有一位心系民生的刺史主政了。柳宗元在这穷乡僻壤的四年里干了些什么？用当今的时尚语汇概括，他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稳定社会。初来柳州，盗贼横行，绑架儿童，残害老人，闹得民不聊生。他一手强警缉盗，一手施行教化，很快让风气好转，社会安定，人民能安居乐业了。二是发展农业。他组织乡民开荒、植树、打井、种菜、养家畜，使老百姓过上了好光景。三是重视城建。在整治城市街巷的同时，他还修建了供人们游乐的东亭。原来这里一片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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