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著名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好事者用船运到黔地，因为遭到当地老虎的骚扰，不胜愤怒踢了老虎一脚，让老虎摸清底细而被吃掉的故事。驴的高傲无知是很可笑，它的死亡也是理所应当。但众多学者在笑的背后又给读者增加了许多思考与研究。
季羡林先生在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向我们展示了《黔之驴》的佛教因素。在文中，我们见到了最早的印度母本，对驴形象的记载。

《五卷书》中大致讲的是有一城市的工匠，养了一头驴，但却因食物少而瘦的不成样子。一天，工匠在树林里面找到一张死老虎皮，就给驴披上，夜晚将它带到农田里吃麦子，守田人远远看去，以为是真老虎在吃东西，吓得都跑了。于是披了老虎皮的驴就每天享受美食。有一天，正在吃麦子的驴听见远处驴的叫声，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叫起来。守田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头披了老虎皮的驴，于是用弓箭、石头将它打死。陈允吉先生继承这一论题的研究，撰述《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溯源和由来》对季羡林先生的观念进一步加以补充和深化，从驴、狮子皮、老虎皮、杀驴者角度，解释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柳宗元《黔之驴》三者之间的演化关系。

近日闲读柳宗元《黔之驴》及季羡林、陈允吉两位先生的溯源之作，深感前人学术之精辟。但闲暇之余则有一疑问？即面对印度寓言母本、中土佛经翻译文献选择时，为什么柳宗元选择了老虎形象结束驴的性命，而不是用人类、牛、狮子呢？再者，如果柳宗元选择了老虎，那他又是如何将母本中的“老虎皮”转化为自己笔下的“老虎”的？细检之下，再次翻阅两位先生大作。在季先生论文中，曾有《黔之驴》中的老虎形象就是来自于《五卷书》、《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论点。但季先生仅限于推想，并没有进行实证。陈先生则认为“《黔之驴》中所刻画的那只老虎，准确说是代表现实社会上一股强大而暴戾的邪恶势力。这一势力具有的品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来就很容易同老虎联系在一起。柳宗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黔之驴》里塑造了老虎这一形象，并深含着愤恨对它进行严峻的鞭挞。”陈先生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其更多的是从文学意象上来理解《黔之驴》终极杀手的选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柳宗元选择老虎为《黔之驴》终极杀手？难道真是文学意象的原因吗？

在与《黔之驴》相关的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中，柳宗元能接触到的杀手只有用武器杀死驴的人类和用角抵死驴的牛。再扩大一点，柳宗元接触到的动物还有狮子、老虎了。在这四种中，柳宗元会选择哪一个作为杀死驴的凶手呢？

首先，柳宗元不会选择人类作为杀手。因为以人类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印度寓言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中已经是相当常见，具有印度文学的特色，并且流传广泛。如果柳宗元用人类来杀死驴，那就在故事两大主角及其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印度母本的老俗套，根本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作为一代文豪，柳宗元不会这么傻的。

其次，柳宗元也不会选择牛作为杀手。一方面以牛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中土佛典《增一阿含经》、《群牛譬喻经》、《经律异相》中也多次出现为人所熟知。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驴效群牛为牛所杀二》曰：

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美草食，选清凉水饮。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饮食。即入群牛，前脚把地触娆彼牛，效其鸣吼而不能改，其声自称我亦是牛，牛角抵杀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卷）

如果柳宗元用牛来杀死驴，那在故事两大主角及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佛经的老俗套，也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再者，就个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让牛作为凶狠的杀手。柳宗元是牛的赞美者，他在《牛赋》一文中就对牛的勤劳和善良进行赞赏，同时又对牛最终成为牺牲品感到惋惜。可见在审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赏牛的，并常以牛来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牛作为残忍的杀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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