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当与其父柳镇“号为刚直”的性格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另一方面恐与宗元本人因学殖内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关。
所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讲了柳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而后介绍宗元道“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

……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

”这里说的都是表扬子厚的话，但“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分。

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

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学人或诗人，那么，其性格刚直激切些并无大碍，有时还可能会赢得朴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却并不安于做学人或诗人，他要以这样的性格去从政，而且从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图新之政，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从另一方面看，年仅三十出头，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权力中心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发激切，并极易由此滑向简单、轻率一途。

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了的，他多次这样说道“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

”这里所说，虽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谈自己错误的套话的成分，但万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尝没有深入骨髓的人生体验？何尝没有对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视内省？只有深刻领悟了政治斗争的险恶、政治关系的复杂，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此复杂关系和险恶斗争中的简单、幼稚。

换言之，性格过于锐利，便易流于浮躁、轻率、鲁莽；斗争经验不足，常将事情简单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敌钻了空子。

一面是自己的简单轻率，一面是对手的阴险狡诈，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恶，势益险”就势所必然了。

与贬谪之前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他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意识到这种性格不适宜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从而自觉地抑志敛性开始的。

其《佩韦赋》、《解祟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倾向。

在《佩韦赋》中，宗元以柔软的韦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声言“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

在《解祟赋》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

”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

”这是久经生命沉沦之后柳宗元对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残酷现实给予他的带着嘲弄的赐予。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击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观上慎重考虑自我性格与社会现实的适应问题。

细读柳集，可以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对自我性格的发展趋向是有一套较完整设计的，这种设计，集中表现在他写给杨诲之的几封信中。

杨诲之，杨凭之子，柳宗元的妻弟。

元和四年，杨凭自京兆伊贬临贺尉，诲之随行，道经永州与宗元相见。

次年，宗元作《说车赠杨诲之》，以“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为喻，谆谆劝勉诲之应像车箱那样恢弘气量，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手内”，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

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

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

”“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

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

”与此同时，宗元又作《与杨诲之书》，重申方中圆外之旨。

然而，杨诲之对柳宗元的意见却大不以为然，将其“方中圆外”之旨视为“柔外刚中”，声言“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

”“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

”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

要言之，诲之既将宗元“方其中圆其外”的主张视为混世和俗，又认为这一主张有违圣教。

于是，宗元与他这位年青的妻弟间的矛盾便突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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