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的迷信部分所根据的原则，是“天人感应”。它认为人的行事的善恶得失，可以感动天。天是有意志的，它能够随着人事的善恶得失给他们以应得的赏罚。比如说，风调雨顺就是天的赏，自然的灾害就是天的罚。柳宗元又作《断刑论》(《唐柳先生集》卷三)批判这种迷信。《断刑论》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肯定必须在春夏才能行赏，必须在秋冬才能刑罚，认为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假的。

《断刑论》又说：“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乎？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专讲天而不讲人，这是对于真理的不了解。应该注意于人的思想，以熟习我们所说的道理，如果完全懂得我们的道理，人的思想就起了变化。那个苍颜色的物质是天，不能干预我们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工夫去考究它。

《断刑论》说：“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须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意思是说，有些人认为，也不是说不在秋冬就绝对不可以杀人。什么事情都有“经”有“权”。“经”是原则，“权”是随时的变动。比如说，秋冬有霜雪，这是天的经，春夏有雷霆，这是天的“权”。遇见有非常的大罪，可以不必等待秋冬就可以杀人，这是人的权。必须秋冬才可以杀人，这是人的经。柳宗元说：这种说法也不对。自然界的雷霆霜雪，都是阴阳之气的变化，并不是有意识的。而人的赏罚，是有意识的。天在春夏的时候有雷霆能够破坏大石、大木，这并不是因为大石、大木有非常的大罪。在秋冬的时候，有霜雪，能够使草木凋零，这也并不是因为草木有非常的罪。雷霆霜雪，对于木石、草木并没有自意识的惩罚。人对于人的刑法，是有意识的惩罚。说有意识的惩罚，应该仿效无意识的霜雪雷霆，这是不合道理的。

柳宗元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天与人的分别，划清了天与人的界限，也就是划清了自然和社会的界限。这里所谓天，是物质之天，或自然之天。人都是社会中的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的行为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柳宗元所说的无心或有心。他认为自然的变化都是无意识的，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天人感应论”就是在这一点上混淆了天和人的分别。这个分别一混淆，所谓天就是主宰的天和意识的天，这就成为唯心主义自然观，成为目的论。唯物主义自然观就是要在这一点上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反对目的论。柳宗元正是这样作的。

柳宗元的这种唯物主义主张，还表现在他所作的《非国语》中。《国语》是先秦的一部历史书，其中有许多宣扬迷信的记载。柳宗元说：“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他“本诸理，作非国语”(《唐柳先生集》别集上)。就是说他要根据唯物主义的道理批判《国语》。

《国语·周语》中有一条记载说：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发生了地震。有三条河都被震动而干枯了。当时有一个名叫伯阳父的人说：“周将亡矣。”柳宗元批判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

意思就是说，山川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种东西，阴阳是气，在天地之间的各种东西之间流动。它的流动和静止都是出于自然，并不是有什么打算。山有时崩了，水有时干了，这都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为人而设。这些自然情况，是受一种自然力量的支配。认为自然界的变动，都是为人打算，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说法，如果不把它批判掉，那就会使人迷惑。一个老太太烧火做饭，必有热气冲激，饭才能熟。一个种菜园的老人用水浇菜，也必须有冲激的力量，才能把土石冲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种菜的老人，还能够引起自然界的变动，何况天地之大是无限的，阴阳之气的力量是无穷的。气在天地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变动，这是人所不能完全知道的。

柳宗元在这里指出，像地震，山崩，川竭，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气流动冲激的作用。人的认识不能完全了解这些作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用都是出于必然，并不是替人打算，也不是替人的行动准备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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