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说》接着说：“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意思就是说，果蓏草木坏了，就生虫。人的血气坏了，就生疮。虫害果蓏草木，假使有人能把虫去掉，果蓏草木能够感恩吗？假使有人培养这些虫，让他繁殖，果蓏草木能够发怒吗？当然是不能的。

《天说》接着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意思就是说，天地、元气、阴阳和果蓏草木都是一类的东西。它们都不能赏功，也不能罚祸。有功的人就是有功，有祸的人就是有祸，这和天是两回事，其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希望天赏功罚祸，这是大错。更有些人，有了什么冤屈就怨天恨地，有些人还认为天是仁慈的，希望天能救他们，这更是大错特错了。

《天说》接着说：“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意思就是说，你是相信仁义的，你就本着你的仁义生活，也无非就是由生到死。何必在果蓏草木上边考虑存亡得失？这是柳宗元对于韩愈的一个劝告。

柳宗元对于韩愈的第二层意思，未加批评，认为这是他的牢骚之辞。对于韩愈的第一层意思加以批评，因为这是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的问题。

柳宗元又作有《天对》(《唐柳先生集》卷一四)。战国时期的屈原作了一篇《天问》，提出了一些哲学上和历史上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作为疑问提出来，有问而无对。柳宗元的《天对》就是要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叫《天对》。

关于屈原的《天问》，本书在第二册第十八章中已经讲过。关于柳宗元的《天对》，朱熹在他的《楚辞集注》中说，向来注释《天问》的人，都注重在文字上的注解和故事上的考证，不了解屈原为什么要这样问，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唐朝的柳宗元能够从义理上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学未闻道，所以他的对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朱熹在他的《集注》中，也作了一些“对”。

朱熹的话的前半段所说倒是事实，在后半段中，他说柳宗元“学未闻道”，这个道是唯心主义的道。柳宗元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当然不能叫朱熹满意。朱熹的“对”，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提出的。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哲学上回答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柳宗元和朱熹两家。下面我们把两家的观点比较一下。

屈原的《天问》开头就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这是屈原就当时所流行的一种宇宙发生论所提出的疑问。

这里所提出的，首先是一个关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朱熹的《集注》解释《天问》开头这几句话说：“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谁得见之，而传道其事乎？”意思就是说，讲到宇宙发生，就是要讲还没有人的时候的事。既然还没有人，是谁把这些事传说下来的。要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浑然不分(“冥昭瞢暗，冯翼惟象”，都是还没有光明、还没有分别的意思)，又怎能够有认识呢？

柳宗元回答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意思就是说，关于宇宙开始的情况，是“诞者”传说的。那种情况是浑沌不分的，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后来分别明暗，还有许多变化，这都是由于元气的存在。这都是出于自然，并不是有意识的作为。

“诞”指夸张而没有充分根据的话。“诞者”就是说这一类话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所说的话，完全是荒谬的。只是说，这些话是夸张的，没有充分的根据，是一种揣度之辞。

朱熹的《集注》说：“答之曰：开辟之初，其事虽不可知，其理则具于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识，非如传记杂书谬妄之说，必诞者而后传，如柳子之所讥也。”这是朱熹对于屈原的这样的“问”的“对”。他的意思是说，关于天地开辟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关于天地开辟的“理”，确是人的心中所具有的。只要向人的心中认识这种“理”，就可以知道天地是怎样开辟的。这并不是像一些历史故事，必须诞者才能传说，像柳宗元所批评的那样。这是朱熹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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