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小序，但终因其脍炙人口，而被作为独立的文章盛传至今，《桃花源诗》却鲜为人知。
   被称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生于东晋末期，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由于当时政治黑暗，这使他愤世嫉俗，于是躬耕自资，隐居简出。其间他有机会同农民广泛接触，当然便爱上了田园生活。于是乎，他对田园的热爱，以及他特有的不愿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便跃然“田园诗”上了。
   《桃花源记》虽不是诗作，但也表现了一个诗人明朗清新、朴实自然的文笔。
   《桃花源记》就文字而言，可谓精矣，笔墨不多，着实让人百读不厌。文章以武陵人的行踪为线索，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幸福生活美景——世外桃源。
   文章一开始，作者故布疑阵，让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使神秘的桃花源在人物的恍惚中出现，同时也为下文“不复得路”作了铺垫。在此之前，文章不乏戏剧序幕前那阵紧锣密鼓的艺术效力。你看，“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些句子无不是为“世外桃源”的出现渲染气氛——“夹岸数百步”，极言桃林之长；“中无杂树”，说明尽是清一色的桃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则是形容环境之幽雅、风景之美妙。这一切无不在引诱和迷惑着渔人的好奇之心，使之更加迷惘。不然，渔人何以“便得一山”？随后又何以找到那个世外桃源呢？由此足见作者独运之匠心——如此安排，绝非偶然。不仅如此，这些前奏曲还增添了故事的神秘感，预示着必定会有“绝境”出现。我们不能不说这个铺垫是颇具匠心的。作者在描写桃花源时，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表现其自然环境的美好，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表现其社会生活的平静安适，以“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表现人们安居乐业。作者运用近乎农家口语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淡雅、淳美的农村水墨画。这不仅是在展示美景，更重要的是作者旨在以此来批判当时的黑暗现实，反映劳动人民厌恶战乱的情绪和追求和平劳动生活的愿望。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作者在此没有满足于对桃花源环境的刻画，而是进一步以“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来表现桃花源中人热情好客的淳朴风尚，以及人与人之间友好和睦的关系。同时，又借村中人之口谴责了“秦时乱”，不无影射地斥责了当时的战争与混乱，进一步寄托了陶渊明自己的社会理想。
   除此之外，作者挥洒自如地“设伏”“照应”，使整篇文章以“神秘”贯穿始终。如：村人对渔人的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使下文复寻“遂迷”成为必然。如此，桃花源确乎让人可望不可即了。
   文章结尾再次为“世外桃源”抹上神秘色彩。南阳刘之骥之为更使人觉得仙源难辨，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
   陶渊明虽则成名于“田园诗”。但其《桃花源记》足可以代表其田园诗的风格，亦足可体现出他否定黑暗现实社会，探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桃花源记》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对以后的田园、山水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面对陶渊明茫茫“田园诗”海，如要先取一瓢饮的话，便可从《桃花源记》开始——从这里，便可窥视出陶渊明诗作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桃花源记》在艺术方面有很高价值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更能显示其历史价值。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而陶渊明笔下的“仙境”表明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对于陶渊明的进步，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批评作者说，他把理想的实现寄托于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那是脱离现实的“绝境”。并说这种思想是复古倒退，逃避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历史地去看待。作者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他能描绘出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已是相当不错了。他所描绘的乐园，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社会矛盾的平等社会。它寄托了作者的美好的政治理想，鞭打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在那登极森严、情伪万端的社会里，作者以隐居不仕的形式参加政治斗争，以要求“复古”的口号来歌颂劳动、歌颂淳朴和善良。应当说，这是为历史的进步摇旗呐喊，并非“逃避现实”！
   在《桃花源记》中，作者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目空今古，大胆否定了君权。桃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是生活得挺好吗？作品始终体现了朴素的乌托邦思想。如果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上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的话，那么《桃花源记》所表现的政治理念，则是有待整理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这便是作品的历史价值。
   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作者所处的时代毕竟太久远，由于历史所限，作品也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虽发现并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只能描绘出如此的“绝境”来作为寄托；同时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也找不到一条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不复得路”就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含糊。这也算是作品的消极之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南阳刘敬叔《异苑》（卷一）有一则记载，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极为相似。原文如下：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
   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
   人翱翔，亦不为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
   复仿佛。
    蛮人射鹿之入石穴与陶渊明的渔人寻源之入桃源，虽有记叙详略之分，其情节与行文却大致相仿。可以推断，刘之蛮人射鹿之入穴与陶之渔人寻源之入境可能源于同一传闻，或则源于浙江龙游县发现的龙游石窟的不同故事。作为文学作品的《桃花源记》，是作者依据当时的这些传闻、结合自己的经历、渗入自己的理想化而玉成的佳作。他不仅在艺术给这个传闻以加工润色，同时把自己熟知的避乱故事（如；三国时期人田之泰之避乱于徐无山，晋人庾衮之避乱于禹山，康王之避乱于楚王谷等等……）史实信手揉入，似行云流水，无斧凿之痕迹，恰到妙处。这虚无的“桃源”一旦经如此艺术高手加工润色，便会深入人心，永享美名。由此可见，陶渊明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力。这也正是《桃花源记》之所以鹤立鸡群，独留芬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