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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２〕《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３〕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
“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４〕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
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参看本卷第２３８页注〔２９〕。
〔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６〕“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７〕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Ｑ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８〕“走到出版界”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９〕“绥惠略夫”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１０〕“会逢其适”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１１〕何作霖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１２〕Ｇｒｏｔｅｓｋ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１３〕包龙图即包拯（９９９—１０６２），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１４〕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走出《阿Q正传》研究的怪圈
吴礼明
一、对《阿Q正传》一些社会学解释的批评
有些社会学方法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时常十分惊人。如周作人周遐寿氏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于人物过于泥实的甚至是附会的解释，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阿Q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何满子的解说使作品每一句简直皆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摇身一变，似乎就成了社会剖析的论文了。而鲁迅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 月）那么，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这也许是当时文学提倡“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所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这部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效应又是局部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意见，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了。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的《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在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在《闲话》中说：“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转引自何满子《导读》）而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也给作品的解读带来相当大的麻烦。如人教社教参第五册上就认为“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1999年5月）
这种社会学发展的极至曾是二三十年代围攻鲁迅思想的“枪手”，也是迫使鲁迅极力还击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一种错觉：鲁迅庸俗。直至今日，也仍有其顽固的市场。这样的解释作品，尤其是解释鲁迅的作品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谈作品，惟有社会思想的深度，而无文学形式的新奇。
为走出这个怪圈，重回作品应有的文学之道，我们必须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味，以同作品被赋予的外在意念相区别开来。
为此，有必要设定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框架内谈讨作品。我们将根据法国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具体地，将适当地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并把作品中的某些片段置入到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之中”，以“重建”“在社会和文化事实中看起来缺乏意义背后的客观意义。”（《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
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容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
“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形成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然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研究那些隶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一大批数量充分的个人时，上属个体中的每一个所隶属的其他不同社会集体的行动便与归因于这种成员关系的各种心理因素相抵消，从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结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鲁迅作品里有关的“社会集体行为”。
新旧派文人间的论战的“新文化”时期，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之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中存有了那一时期的思想或潜在的思想。我们看到，文化的因子正是在那种论战中有一个交流与互动的状况。何兆武在《也谈对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在矛盾的斗争、吸收与转化中，新派显示了生命力的强大，甚至显现出超乎旧派的老辣。这方面，鲁迅似乎“中毒太深”了。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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