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作者：肖复兴

　　如今，北京人用纸，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了，顶棚不用糊了，春联不用写了，甚至连平安家信乃至情书都不用写了，一律改为“伊妹儿”和手机短信了。毛笔字更是不用练了，宣纸也派不上用场。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是这样从我们的身旁悄悄地溜走，等我们再想起它们时，它们早已经没有了踪影。

　　城南说纸
　　老北京，卖纸张的，有讲究，各卖各的品种，不互相掺和着卖，绝对不搞小而全的大杂烩，有些类似现在的专卖店，叫做术业有专攻。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做买卖的精细和精明；也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再苦再难，就是吃窝头就咸菜了，那老咸菜疙瘩也得切成头发丝一般的细，买纸一样的讲究！
　　那时卖纸的纸铺，分为京纸铺、南纸店、纸马铺和纸庄，大都是北方人开，大多是开在城南。京纸铺，卖的是当地北方生产的纸张，比如银花染纸、东昌纸、花素纸和一般北京人必买不可的糊墙糊顶棚糊窗户用的高粱纸、春节写门联的红纸，还有上茅房擦屁股用的豆纸。南纸店，卖的是南方生产的各种宣纸，水印暗花的信笺、毛边纸、元书纸、金银箔纸，外带卖笔墨砚台、图章字画。现在的荣宝斋就是典型的南纸店。纸马铺，专门卖的是祭祀神灵或发送死人用的神纸、纸钱、挂钱之类的。
　　在这几种纸铺中，纸庄是开得最晚的，是国门开放的产物，戊戌变法前后，洋人开始睥睨中国的时候，用洋枪洋炮向我们打来、把大烟运往我们这里的同时，也把西洋纸张发送到我们这里。专门印报纸的印刷纸、专门印画报的铜版纸，以及道林纸、洋宣纸、毛边纸、复写纸、粉连纸、油画纸……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和听说的洋纸，让专门卖西洋纸庄一出现，立刻鹤立鸡群，占风气之先，买卖做得格外起劲。所谓纸庄，相对于传统的纸铺而言，从名字上就体现出它是高一等而存在的现实。如同老北京的饭店，叫饭庄的一般要比叫楼的、叫馆的、叫居的，要上一个档次一样吧，纸庄叫得就是比纸铺气派。这是我的猜想，但不会有大的出入。
　　老北京最早最有名的纸庄有两家，一是敬记纸庄，一是公兴纸庄。前者在西兴隆街中段路北，后者在大栅栏东口路南。敬记于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898、1899）年开张，公兴晚一两年，在1900年开张。一个老板姓姜，山西人；一个老板姓刘，河北人。两人都是纸铺学徒的出身，自然摸得清纸张买卖的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下子瞧准了洋纸的行情。看这两家老板为自己店铺起的名字，可以看出当年生意人的心地和追求，一是讲究一个“敬”字，一是讲究一个“公”字。敬什么？敬的是顾客和纸张本身。公在哪儿？出于公心，讲究公德。所以他们能够将买卖越开越大，是可以想见的了。生意人做到一定的境界，和任何一处的高人一样，并不仅仅是钻进钱眼里然后便秘一样怎么也出不来。
　　在他们两家之后，陆陆续续也出现好多家纸庄，我们的商业自古就有跟风的传统，看到人家赚钱了，红眼病发作，立刻跟进，恨不得遍地开花，有枣没枣都得打上一竿子。当时，在打磨厂就有福隆、西河沿有福生祥、粮食店有永太和，冒出好几家纸庄，在煤市街北段因为出现了一连串的纸庄，索性把那一段地方改名为纸巷子。但它们没有一家赶得上敬记和公兴的。即使后来闹义和团时一把大火烧老德记大药房的时候，连带着把公兴烧得干净，它原地盖起了一座二层楼房，比以前更红火，居然元气如此丰沛。而敬记则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把生意做到大江南北，统领全国。当时有竹枝词这样赞美它：兴隆街里兴隆象，发达生意敬记庄。我想，大该不是如我们现在这里拿了人家的红包为人家写的有偿报道吧？
　　小时候，我住的离这两家纸庄都非常近，离敬记更近，穿过一条小胡同就到，它门市不大，其实是有十几间房子的大院落。不过，公私合营以后，它的辉煌渐渐淡去，敬记的店名都找不见了，以后改成了一家文具店，后来又改做菜市场，前些日子路过兴隆街，索性连它的一点踪影都没有了，好像是在这条街上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而公兴，到现在依然挺立在那里，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叫公兴，即使“文化大革命”时一街店铺的名字都改了，它还是叫公兴。当然，它卖的纸也不仅洋纸了。小时候，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买所有的作业本，包括日记本和包书皮的电光纸，我家买的所有糊顶棚的高粱纸，都是在那里买的。那时，有位街坊姓曹的壮汉，糊顶棚一绝，院子里所有人家的顶棚几乎都请他来糊。如果赶上纸糊上去又掉下来，或者刚糊上就破的时候，他总是不赖糨糊，要赖纸：你这不是从公兴买来的吧？公兴，就是有着这样大的可信度。
　　如今，北京人用纸，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了，顶棚不用糊了，春联不用写了，甚至连平安家信乃至情书都不用写了，一律改为“伊妹儿”和手机短信了。毛笔字更是不用练了，宣纸也派不上用场。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是这样从我们的身旁悄悄地溜走，等我们再想起它们时，它们早已经没有了踪影。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