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屠格涅夫这样一个非常俄罗斯的俄国作家,竟在法国先后居留了三十八年,最后死在那片土地上,也许会有人问,为什么?如果说,“进入,出来,不滞留”,是作客、生活、政治或其他领域上的潇洒得体姿态,屠格涅夫不把这个座右铭放在眼里,也会有人问,为什么?笔者也是带着“为什么”去看他在巴黎近郊布吉瓦尔的故居的。
1813年,拿破仑皇后约瑟芬,在巴黎和凡尔赛宫之间购得一片土地,将马里美松宫的领地扩大。到她女儿手上,曾经易手。1874年,屠格涅夫和宝莲娜购得领地中沿塞纳河的八公顷地,其中包括一个英式花园,一座白色的意大利式别墅。
一年后,屠格涅夫在接近别墅的小山丘上,建了一座两层红砖白石的俄式Datcha,阁楼和二楼各有阳台,向着塞纳河和宝莲娜那座白色楼房。
从此,那一带的人,会经常看到一个老头在花园里或沿河散步。他高大,伟岸,胸膛宽厚,肩背不弯,走路时昂首阔步,大北世界般的白发在风中扬起,像故事中的传奇人物。
提起屠氏,大家首先想起的是他的《猎人手记》。1852年2月,讽刺作家果戈里逝世,屠氏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果戈里逝世了!有哪一颗俄罗斯灵魂不被这几个字震撼了……他逝世了,这个人,以他的名字标志了我们的文学时代,我们为这个人骄傲。”文章被禁止在圣彼得斯堡刊登,他拿到莫斯科发表,触怒了当局。同年8月,他的《猎人手记》出版,俄国农奴可悲的生活处境被公诸于世,这无疑是对农奴制度和尼古拉一世的密集炮火。《手记》被指为具有颠覆性,禁止发行,莫斯科的审查官被撤职,屠格涅夫被判入狱一个月,然后软禁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却造成地下途径的大量畅销,产生普遍的社会影响,为日后农奴制度的废除做了思想准备。
屠格涅夫是个有节制的自由主义者,热心社会进步和改革,除却《猎人手记》,狱中写成的短篇小说《木木》,软禁期间写的长篇《大路上的客栈》,皆以揭露农奴制度不公平为主题。他那双善良深邃的大眼,有着慈善者的完美形象,里头积淀了多少个世纪的梦想。从古到今人们从未意识到的事物,他意识到了,说了出来。是智慧?狂妄?天真?一个农奴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却以一种深切的对人类同情的本能,以高度的哲学,以超出现成的见解来理解现实,来给人类以惊奇。他也是诗人,自认为把生命寓于诗歌。他的散文诗深入到大自然的底蕴,成为永垂俄罗斯文学史册的最完美典范。他笔下的人物,有聪明的霍尔,有大无畏的马西姆克,有寻求真理的少女叶琳娜,都体现了俄罗斯性格。一旦触及爱情,无论幸与不幸的爱,皆落笔准确。作品的强大生命力,技巧上得心应手的圆熟,使他成为世界性作家,在不同国度风靡了整整一个世纪。
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作家,以俄罗斯的思想风格,写出整个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人,俄罗斯景物,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社会状况。但他却远离俄罗斯,绝大部分作品在法国写成,《猎人手记》、《初恋》、《前夜》、《贵族之家》、《罗亭》、《父与子》……书成后才送回俄国发表。为此,他居留法国期间,不时要回国走走。
1840年,屠氏到意大利和德国旅行,过法国之门不入。1843年11月,他在圣彼得斯堡森林狩猎,遇上法国人维阿尔多(louis Viardot),也在打猎,但他是巴黎“意大利歌剧院”总管,正带着妻子宝莲娜到圣彼得斯堡演出。屠氏被邀请看歌剧,就在剧院的后台,结识了宝莲娜。一年多后,他到法国拜访维阿多夫妇,留居法兰西的漫长岁月从此开始。为找生活?不,屠氏出身俄罗斯贵族,一家人拥有五千个农奴,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领地上有二十个村子,面积相当于法国两个省。为与文化界意见相左?不错,主宰19世纪俄国文坛的,是反对西方化的斯拉夫派,与屠氏西方化的思想不融洽。但他并不孤立,不成为去国理由,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先后是他的朋友。为沙皇不容?也不尽然,尼古拉一世对《猎人手记》不满,到亚历山大二世就有所感触。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也使当局明白俄国制度的落后。1861年颁布法令,将二千三百万农奴解放了。农奴制度是在屠格涅夫的愿望底下,和平地废除的。无需像美国黑奴的解放,死活打了一场南北战争。他对理想的渴望和全力以赴,使他在农奴制度取消前,就拒绝成为农奴主,以减收赎金方法让农人赎回土地。1861年他还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说他倾心于法国文化,倾慕法国作家的浪漫主义和自由思想,比如乔治桑,她的作品和生活都同样浪漫,那倒是事实。但仰慕法国绝非屠氏个人情况,俄罗斯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城市的贵族,皆接受法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他们崇拜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为孩子聘请法国教师。屠氏本人从小习法语、德语、英语。当年拿破仑大败莫斯科,有些俄国军官一直追赶到巴黎,到返回俄国时,已经满脑子法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成了他们的新追求,新时尚。他们给被征服者征服了。
1850年,尼古拉一世要求外侨返回俄国。为与英、法、土耳其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屠氏滞留俄罗斯好几年。当大家相信他永远留在祖家时,他又返回法兰西。秘密何在?他有一个专横狠毒的母亲,小时候经常挨揍;奴隶忘记向她鞠躬,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父亲是个迷失在辽阔领地,躲在漂亮女奴身边的绵羊。两个影子于他既陌生又遥远,远得不相干。但他自幼生活的世界,毕竟还有许多宝贵事物值得留恋。然而,滞留俄国那几年于他是流放岁月,他想方设法返回法国。后来结识了丈夫是沙皇副官的伯爵夫人,才取得出国护照。法兰西有些什么将他紧紧攫住了,这点他很清楚。每年11月1日。他一定会来一番纪念,那是他跟宝莲娜第一次见面的神圣日子。1850年10月26日,他远在俄国给宝莲娜写信说:“下星期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七周年。我们始终是朋友,好朋友。我这么想。七年后,我可以温馨地对你说,在世界上我不曾遇上一个比你更好的人。”第一次见面,仿佛是几世几劫前定下的约会。这是屠格涅夫自己的《初恋》。
宝莲娜的父亲是西班牙的男高音歌唱家,她从小耳濡目染,也走上了舞台。然而论天赋和相貌,远不如她姐姐玛利勃朗。玛利勃朗美成一片鬼火,天生就是女高音,五岁偶然登台就醉倒了观众,后来风靡了法国和欧洲,可惜只活到二十八岁。而宝莲娜呢,即使不算丑,也不能说美。她肩背微耸,一双突眼。但她很有个性,单是微笑、声音,已使人倍觉亲近。她是个女中音,十岁跟李斯特习钢琴,后来跟当代最著名的音乐家合作,演唱比泽(Bizet)的《卡门》,古诺(Gounod)的《浮士德》。她技艺超群,风靡欧洲各大都会几十年,到俄国演唱先后达四次。在圣彼得斯堡演出时,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横过结冰未固的涅瓦河去给她捧场。舞台上神采奕奕的她,走下来后,还会在你记忆中留下一束光彩。后台总不乏前来恭维的男士。
屠氏1845年第一次到法国时,宝莲娜夫妇接待他住到他们的古堡里,从此开始了他的法兰西漫长岁月,这伙“三人行”从此不曾分开过。无论到德国、英国暂住,或在法国迁移,皆行动一致,经常在同一屋顶的楼上楼下。最后在布吉瓦尔居住,两座房子,坡上坡下,近得几乎声息相闻。宝莲娜很近,但宝莲娜也很远,这点屠氏很清楚;宝莲娜是他的灵感源泉,是他的言听计从的“皇后”,他也知道;他可以放弃一切,但不能放弃宝莲娜,为这个女人他一生没有结婚。为屠格涅夫给宝莲娜的书信集作序的巴黎大学教师格朗雅尔(Henri Granjard),有一段文字:“究竟屠格涅夫和宝莲娜之间是什么关系?友谊?非常温情的友谊?情谊?或者干脆是爱情?屠格涅夫这边是毫无疑问的,是爱情把他的一生跟这位女歌唱家,以不懈的努力来变成天才的音乐家,一个具有毅力和野心的女人连结起来。”
格朗雅尔的说法是否中肯?且来看1848年5月2日屠氏给宝莲娜信的末段:
“现在请将我所爱的你的珍贵的手伸给我,让我紧紧握着,好好地长久亲吻。尤其右手,你不是以右手写字的么?一切能够想的,说的,感觉的,我现在都想了,说了,感觉到了,你相信吗?”
滞留俄国时给她的信,有时竟达六页纸,1850年10月26日:
“你经常想念我吗?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一百回,没有一夜你不来到我梦中。……拥有你的眷爱我感到幸福,为离你这么远感到悲伤。”
三十多岁年纪上头,却大学生似的情怀。为使家人或亲属不至于尴尬,宝莲娜将经常出现的,以法语或德语写的“亲爱的”几个字涂掉。信中甚至说:“你知道,我的身体和灵魂永远属于你。”
都说维阿尔多先生非常有修养,面对这种局面或容忍或眼开眼闭。无疑,他对这位大作家非常饮佩,两人合作翻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还有果戈里。三个孩子也喜欢屠氏,尤其女儿克洛汀,大家交往更加密切。当屠格涅夫滞留俄国,为《手记》被软禁在庄园里时,宝莲娜就到俄国演唱,屠氏将自己打扮成商人,使用假护照,秘密潜到莫斯科跟她相会,在那里逗留了十多天。当时维阿尔多先生因病提前返回法国,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后来她到伦敦演唱,遇上俄国哲学家赫尔岑,将这件事告诉他。宝莲娜需要她的“屠克林”为她唱颂歌,以扬名后世,更希望这位大作家的光折射到她身上。如果说,屠氏对当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批评相当刻薄,尤其对音乐家古诺。而对宝莲娜的称赞倒是过了头。那回在俄国秘密相会后,还将他的《手记》交给她带到法国出版。
现在,这部《猎人手记》的法国初版,连同部分作品的版本、文献、手稿、书信等,就陈列在博物馆楼下“乔治桑室”的玻璃柜里。
当年屠格涅夫命名“弗雷纳”(Frenes)的物业,1978年归当地市政府所有。1981年重修,为纪念屠氏一百周年忌辰,1983年博物馆正式开幕。现在由屠格涅夫、宝莲那和玛利勃朗的朋友协会主持管理。由于经费不足,展览的地方不够,屠氏绝大部分手稿没有陈列出来。但所展出的资料,概括性很高,你走一圈,可以基本了解四十年间,他与宝莲娜和她的一家,与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交往以及他的文学活动。
乔治桑是他到法国结识的第一个作家,成为好朋友,她称他为“亲爱的屠格涅夫”。乔氏跟宝莲娜一家也关系密切,互通大量信件。她的小说《孔叙尔罗》,是献给宝莲娜的,后来由屠格涅夫改编成剧本。屠氏与福楼拜结成莫逆之交,先后七次到诺曼第的克鲁瓦塞去拜访他,一旦他到巴黎小住,屠氏每周日必跟他会面。他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俄语,其中一部是《圣于连的传奇》;他欣赏左拉,给他在俄国杂志《欧洲讯息》上取得一个专栏,协助他的长篇小说在俄国出版;帮助都德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向法朗士、泰纳、福楼拜和几个法国批评家大力推荐。他还将乌克兰民间故事翻译成法文并写序;梅里美为他的《父与子》、《烟》作序,翻译了他的部分作品。他与龚古尔、左拉、都德、福楼拜组成“倒采五人帮”,因为他们改编的剧本上演时,被观众喝倒采。聚会时,各人将自己新出版的书带去,都德在他的《巴黎生活三十年》中写道:“我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交谈,既不奉承,又不互相赞美。”福楼拜逝世后,由莫泊桑补上。他也参加由文学评论家圣伯夫发起,定期在“玛尼”餐馆举行的晚餐,也曾被邀请到大仲马家做客。屠氏在法国的文学活动,贯穿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的历史。
1878年,为作家版权问题,在法国召开国际文学大会,雨果担任主席,屠格涅夫担任副主席,并在会上发言,全文刊登在报纸上。他邀请陀斯妥也夫斯基来参加大会。英国纪念斯各特一百周年时,屠氏应邀到爱丁堡大会上发言;1879年被封为牛津荣誉博士。
楼上的书房和寝室,是根据宝莲娜的女儿克洛汀的绘画重建的。书柜和书桌都是屠氏使用过的原件。房间的装修由一间专门学校的学生负责,后来他们以此为题材写毕业论文。1883年5月,维阿尔多先生逝世,屠氏也健康恶化,切除神经肿瘤后,给宝莲娜口述了一篇特写《海上火灾》和短篇小说《末日》后,还希望能以这种方式继续合作。但病情急剧进展。7月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我非常荣幸作为你同时代的人……”9月3日就在该房间,在宝莲娜身边逝世。
1968年,宝莲娜的一个孙女,将祖母交给她的一批信件,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1972年,这批屠格涅夫给宝莲娜以及少量给她家人的信,得以结集出版。信件虽非全部,但可从中看到19世纪文坛的活动和一些历史事件,尤其他与宝莲娜不渝的友情或爱情。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信,曾经抱怨生活在“他人窠边”的痛苦。他的窠边实际是另一个男人的窠边:“我在别人的窠边呆腻了。既然没有自己的窠,就什么窠也不要。”他思念祖国了,想尽早返回圣彼得斯堡。但他给宝莲娜的信曾经如是说:“如果我是一棵树,你同时是我的根和树冠。”既然他的根和冠都在法国,走不动了,只能留下来了。在布吉瓦逝世后虽然归葬圣彼得斯堡,但他的名字与法兰西,与宝莲娜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他的梦想、渴望、追求、生死系念,走过了千山万水,最后也必然归结到这两者身上。
《作家文摘》2005年 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