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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顺从民意，向普鲁士宣战，而且越境攻击普鲁士，挑起普法战争。结果法军大败，主力退回法国，在边境小镇色当被普军包围，被迫投降。志大才疏的拿破仑三世，也做了普鲁士的俘虏。
这场战争，史家通常认为路易·波拿巴咎由自取。当时欧洲的民心和舆论，在普鲁士提出割地之前，也站在普鲁士一边。
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的。读者可能以为，马克思是德国人，他自然要帮普鲁士。其实不是。普法战争引发了巴黎公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为此写了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书中说道：
“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这位虔诚的〔普鲁士〕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防御性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
马克思认为，在战争初期，普鲁士进行的是防御战争。马克思说得很明确，法国割让给普鲁士的地区讲德语。当时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领土变更是常事。马克思透露了德国人民有统一德语地区的民族愿望，但是，马克思不赞成“爱国者”的要求。即使出于爱德国，马克思也不能赞成。割地将使法国成为德国的世仇，迫使普鲁士与俄国结盟。而当时的俄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是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很落后的反动国家。
战争的胜利，使得普鲁士统一了德国。作为德国人，马克思确实希望看到德国的统一，但他希望的统一，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王朝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者弗兰茨·梅林写的《马克思传》，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
马克思毕竟是国际主义者，他不是都德那样的民族主义者。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才能写入某个东方大国的宪法，成为那里指导一切的最高思想。不过那个大国动不动就要抵制西方文化，考个英语，都有一大帮子人神经痛。如果恩格斯还活着，他或许又要说了：“马克思大概会把〔德国诗人〕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战争期间，都德三十岁，正是从军壮年。但他十七岁就得了梅毒，因为身体不佳而未上前线，只是操练过几天民兵。上不了战场上文场，都德躺在巴黎的公寓里编造爱国神话，直到巴黎公社的红色恐怖逼迫他逃出京城。
当然，阿尔萨斯肯定有只说法语的人，也肯定有母语是德语却很喜爱法语的人。但像《最后一课》那样，写得似乎全阿尔萨斯的人都把法语当母语，小弗郎士甚至想，“〔普鲁士人〕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那就离事实太远了。阿尔萨斯的鸽子本来就用德语唱歌嘛。
《最后一课》能给读者的真正一课，就是那种爱国口号下的宣传，于事实层面，最是靠不住。战争期间的爱国文学，当时应该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却是当不得真的。
《中华读书报》前年４月１６日发过一篇文章，《都德〈最后一课〉的首译、伪译及其全译文本》。作者说：“由于他〔胡适，首译都德这篇小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尔后多次选入教科书的媒介作用，极大地扩大了《最后一课》的传播空间及其影响，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之一。”可惜重阳大报极力吹捧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竟然是个糊弄中国人的大牛皮。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１８７１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１９４５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不过，到了今天，在欧洲，不要说普法战争，就是二战那一页，也早已翻过去了。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如今是欧盟议会（题头图）所在地。经受了德国和法国的百年之争，斯特拉斯堡这座充满独特中世纪风味的典雅城市，如今转化为欧洲和平的新象征。这里的人会讲法语，也能说德语，他们在学校还学习英语。在法文招牌的餐馆里，吃着地道的德国香肠与城里居民聊天，语言之杂，让人想起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母语是德语，但《法兰西内战》是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关于国际时事的宣言，他的原稿有英文也有德文，他还要核对法文版本。
难怪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要告诉我们：马克思经常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至少，英语读多了，可以矫正有意无意学到的央视腔、新花体、《人民日报》党八股。
《最后一课》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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