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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们登了一条稿件《杀人犯知难逃进京了心愿 警车载其看天安门》，下午在开编前会的时候，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北京市GONGANJU见到此稿，大发雷霆，一是他们有严格的“新闻纪律”——不许分局、派出所和干警对媒体“说三道四”，而是因为他们后怕：万一杀人犯在天安门自杀了怎办？他们之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是要我们的记者“交代”，是谁告诉记者这档子事的。记者在电话里问我：怎办？
我说，我们一直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坚决不说。
我们做到和Miller一样了么？Miller遇到的是牢狱之灾，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威胁，假如有，我们能不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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