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多种阐释

一

说起中国现代剧作家，人们首先想起的是曹禺；说起曹禺，人们首先想起的是《雷雨》。中国话剧史上，甚至记载了这个日子：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最著名的卡尔登剧院公演《雷雨》，全场轰动，连演三个月，场场客满。观众连夜排队，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观看，“从老妪到少女，都在为这群不幸的孩子流泪”；茅盾因此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诗句。抗战时期，《雷雨》更走向了全国：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抗日根据地，甚至沦陷区，到处都在演出《雷雨》。有过这样一个在日本军队的大扫荡中排练《雷雨》的“故事”：“正当排繁漪深夜追逐到四凤家的窗下时，敌人的炮声从几个方向传来”，有的演员吓呆了，剧团的领导人却镇定地说“正好利用这些炮声作效果，抓紧时间继续排练”（参看陈靖：《百花山上一枝花——回忆挺进剧社建立前后》）。新中国成立以后，《雷雨》更是成为每一个剧团的保留剧目，拥有最多的观众。一直到９０年代，《雷雨》改编成电视，也仍然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雷雨》甚至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周朴园与侍萍的“重逢”，引发出了课堂上的热烈讨论……

在大半个世纪中，《雷雨》为什么能够始终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观众的持续的欢迎？

这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大概是不可忽视的：《雷雨》内涵的丰富性，提供了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不同的读者、观众都可以从中读出、看出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方面引起共鸣，有自己的发现，不仅是对作品意义的发现，从根本上，更是对自我的发现……

这正是符合文学的特点的。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的，有的意义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时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品的价值是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是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每一次新的感悟都会带来新的发现的喜悦，文学阅读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雷雨》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文本。“说不尽的《雷雨》”正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作“一文多解”，去试验、显示我们的想像力、理解力——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创造性的阅读吧。

二

在我们自己阅读之前，不妨先看看作者本人，以及前人（读者，研究者）是怎样解读《雷雨》的。曹禺曾一再声明，他在创作开始时，“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他同时又承认，“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雷雨·序》）。以后人们就按照作者的这一事后追认来阐释《雷雨》，强调它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揭露与批判”。

于是，人们注意到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３０年的矛盾纠葛，全剧交织着：“过去的戏剧”——周朴园和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作为后母的繁漪与周家的长子周萍恋爱的故事；“现在的戏剧”——繁漪与周朴园的冲撞，繁漪、周萍、四凤、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侍萍与周朴园的重逢，大海与周朴园的对抗，大海与周萍的冲突，等等。这里同时展现着：下层妇女（侍萍）受侮辱、被离弃的悲剧、上层妇女（繁漪）个性受压抑的悲剧、青年男女（周萍、四凤）得不到正常爱情的悲剧、年轻人（周冲）的青春幻梦破灭的悲剧、以及劳动者（鲁大海）反抗失败的悲剧。感情纠葛、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相互纠缠：周萍与四凤，是情人，是主仆，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周萍与大海，是亲兄弟，又是敌对的大少爷与穷工人；侍萍与周朴园，昔日是夫妇，今日再见，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家仆的老婆；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存在着公司的董事长与罢工工人代表的尖锐对立，但他们却是父子；繁漪是周萍的后母，却又是他的情人；周冲是周萍的弟弟，又是情敌……这一切使剧中几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紧张的冲突与极度的痛苦之中。而所有的悲剧都最后归结于“罪恶的渊薮”——作为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家长的周朴园。戏剧的结尾，无辜的年轻一代都死了，只留下了对悲剧性的历史有着牵连的年老的一代——这就更强化了对“不公平”的社会的控诉力量。

或许我们可以具体地来赏析“吃药”这场戏。繁漪出场时，作者介绍她是“一个受抑制的女人”，说“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的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此刻，她内心正燃烧着对周萍不可克制的爱火，那是她的最后的希望，又怀着被周萍遗弃的恐惧，同时激起的是对这个罪恶的周公馆，连同它的主人——周氏父子的怨恨。她的这一切痛苦是名为她的丈夫的周朴园完全不了解的，他也从未想过要关心与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他只把繁漪的异常表现看作是有“病”，一味地要她“吃药”，以为这就是尽到了丈夫的责任，说不定还为这种“关怀”而产生某种自我神圣感。这一切在敏感的繁漪看来，不仅是可悲的隔膜，更是虚伪，是另一种强迫与压制。因此，当四凤奉周朴园之命请她喝药时，她甚至产生了“厌恶”感，进而命令将药倒了。于是就有了这场周朴国强制繁漪喝药的戏。当周朴园得知繁漪命令四风将药倒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慢）倒了？哦？”——完全没有想到；然后，“（更慢）倒了！”——居然违背我的意志，做出这样的不可理喻的事！于是断然下令：“（低而缓地）倒了来。”——语气是平静的，但却是不可违抗，内含着严威的。因此，当繁漪试图作一点反抗，表示“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时周朴园立刻“高声”喝道：“倒了来”，使出了家长、主人的全部威风，明是对着四凤，其实是对繁漪施加压力。——在这一段戏里周朴园只反复说“倒了（倒了来）”这几个字，却初步显露了他的专断的性格；作者通过几个标点符号的变换，写出了语气的变换，把周朴园内心感情反应写得极有层次感。接着是周朴园与繁漪的正面冲突，写得也很有层次。开始双方都不愿把矛盾推向极端：周朴园“向繁漪低声”地劝说：“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读者甚至可能从中读出了某种从未有过的关怀的柔情；繁漪也是“顺忍地”回答说：“好，先放在这儿。”并没有一口回绝。——这情绪的舒缓是戏剧冲突中必要的松弛。接着，周朴园一声“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他连繁漪“顺忍”的退让都不能容忍，他要求的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这就把矛盾激化了，繁漪“忽然”命令四凤：“你把它拿走。”她决定不再顺忍，要正面反抗了；周朴园也“忽然严厉地”命令繁漪：“喝了它！”要立刻实现他的意志，绝不让步。——这两个“忽然”，写尽了繁漪的倔强与周朴园的横暴，双方情绪的急剧变化使刚刚松弛的戏剧的弦立刻绷紧。但达到高潮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周朴园的一句话“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把戏剧冲突推向另一个方面，读者、观众因此注意到在场的还有周萍与周冲兄弟俩，他们也必然地要卷入这场冲突中来。在此时的周朴园看来，繁漪是否服从他的命令，把药喝下去，关系到他苦心建立起来、也是他所追求的家庭秩序，他是要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来维护的。于是他命令两个儿于对不屈服的繁漪施加压力。他不知道两个儿子，特别是周萍，与繁漪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他们刚刚与繁漪谈过话，这样就必然把前面的戏带到这个冲突中来．使整个戏的内涵更加丰富，每个人物的情感反应更加复杂与激烈了。周冲是繁漪的亲生儿子，在前面的对话中，繁漪显露了少有的亲子之情，脸上闪出一丝微笑的影子，而周冲更是当面称颂繁漪“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大胆，最有想像力，最同情我的思想的”，并且不顾繁漪一再暗示、警告，把周朴园看做是一个最终能理解自己的父亲。现在，父亲突然在他面前展现专横的这一面，他内心的震惊是可以想像的，当他“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地喊道：“爸，您不要这样”时，是在恳求父亲不要自毁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更是要维护自己的青春偶像，也许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春天的梦”开始崩溃了。而繁漪眼见自己的隐痛——在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可怜地位，以这样一种方式，突然显露在自己的天真的儿子面前，她一定感到了穿心的痛苦；面对儿子含泪的哀求，她不能不“拿起药，落下眼泪”，但她又绝不愿意在亲生儿子面前，显露自己的屈辱，她“忽而放下”：“哦，不！我喝不下！”这撕裂的一声高喊是具有一种震撼力的，就在这“拿起”与“放下”之间，繁漪经历了怎样的感情的风暴。但残酷的作者还要让她面对更惨烈的心灵的拷打：周朴园竟命令周萍：“跪下，劝你的母亲。”他哪里知道，周萍正是繁漪的情人，而且在几分钟前繁漪还在提醒、警告周萍不要忘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情感关系。现在这个“情人”却被强迫着要作为“儿子”跪在自己面前，这是繁漪万难接受的。而此时的周萍却表现得如此的软弱。他先是向父亲“求恕”，又苦恼地望着繁漪与弟弟求援，最后他竟然面对着“泪流满面”的繁漪与“身体发抖”的周冲，真的“向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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