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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大案举报人至今难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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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我就是‘深喉’”，当91岁的美国原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费尔特站出来宣布这一消息之时，世界为之震惊。
发生在1972年～1974年间的“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引咎辞职的总统。他指使下属在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的举动，最终在费尔特的举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之下彻底败露。
费尔特在《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和总编辑的严守秘密中安然度过了33年。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举报人却辗转于各部门，呼唤着安宁和安全的生活。
生活在缺乏法律保护的不安中的，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中国“深喉”。
“深喉”锦州呼救
“我希望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三位寻求国家保护的审计大案举报人，自称至今难得安宁
★ 文/李杨
“水门事件”的告密者，将美国总统尼克松逼出白宫的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安享33年的宁静生活之后，不久前向公众亮明身份：“我就是深喉。”
而现在，中国的审计大案——辽宁省锦州市“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的举报者，交行锦州分行工作人员鲍宇等人，却在为获得一份宁静的生活而四处奔走。
鲍宇日前在锦州抛头露面，通过媒体呼救。他说，自从举报之后他就不断受到恐吓、威胁和骚扰。
“我希望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已挨过几刀的鲍宇担心今后全家的安全。“我只想回到普通人的日子，过普通人的生活。”
那次举报后，鲍宇提出异地安置到东三省以外的城市。可至今未能实现。
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披露：2000年至2002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这起因鲍宇等人的举报而引出的审计大案，终于有了结果。7月3日，各大媒体发布消息：“新中国罕见”的“银法造假案”获得宣判。
7月1日,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做出判决：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原行长曹营、原风险处处长陈绘、原风险处副处长张军，在清理不良贷款时将不具备核销条件的46户企业贷款本息1.4亿多元核销，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曹营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陈绘和张军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众所周知，‘缓刑’就是不用入狱，他们还自由自在地出没着。”得知判决结果，鲍宇给本刊打来电话，以低沉的语气重复着一句话：“不走，我们将永无宁日！”
那个惊悚的傍晚
谈起2003年11月11日傍晚发生的一幕，鲍宇说他至今惊魂未定。
初冬的锦州，傍晚6时，天已全黑。鲍宇正要送13岁的儿子去英语课外辅导班上课。刚到楼下，便发现楼门口站着四个陌生男子，不时用余光打量他。“也许是等什么人的？”鲍宇觉得有些蹊跷，但并未多想，骑着摩托车就出发了。
不多时，他拎着几瓶酸奶回来了，把摩托车存入车棚，径直向楼门口走去。这时，他隐约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快到单元门时，四名男子突然向他包抄过来。“当时我下意识地大喊一声‘不好’撒腿就跑。”
非常巧合，鲍宇中午上网看到一篇小文，提示读者如遇抢劫该怎样自卫：要尽量跑到有亮光的地方，最好是找墙角蹲下，用两面墙作为掩护，把前胸和头用手护住……
鲍宇当即向挂有路灯的墙角跑去。很快，四名袭击者追上他，其中三人用钝器猛击他的头部，一人用刀扎他的大腿和臀部。
“我当时戴着皮手套，使劲用手护着头和前胸，还胡乱挥舞着奶瓶，嘴里大喊‘打人了！打人了！’”鲍宇一边给记者指受伤的部位，一边说，“我脑袋被砸得梆梆响，还听见有人说‘扎死你！扎死你！’”
此时，鲍宇的妻子在四楼阳台上正好看到丈夫被袭。这位平日温文尔雅的中学教师当即提起菜刀，穿着拖鞋冲下楼来。四个袭击者迅速逃走了。
这时，鲍宇发现裤子湿了，用手一摸，全是血。
受锦州市凌河公安分局委托，锦州市法医鉴定所为鲍宇做出如下伤情鉴定：头面部、左颧骨大面皮擦伤，左臀部及左下肢分别有1.5厘米、1.0厘米、0.7厘米、0.1厘米四处伤口，深度分别为4.0厘米和3.0厘米，斜行插入。
经公安机关查明，是交行锦州分行司机张国辉雇人袭击鲍宇。2004年11月15日，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以打击报复证人罪判处张国辉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今年5月，张国辉刑满释放。
鲍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锦州分行张国辉是个身份特殊的人。他是已在“假核销案”中被判刑的原行长曹营的司机。曹营调到大连分行后，张国辉属风险处司机，但他常年不上班，工资奖金照拿。
“幸亏没伤到孩子。”那以后，鲍宇便不再让儿子独自出门。他告诉记者，上下学儿子都和同学一起走，回家后也不在户外玩耍。凡到寒暑假，甚至是“五一”、“十一”这样的短假，他也把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
鲍宇自己还总结出一套“反跟踪法”。他说，打那儿以后他骑车从来都是逆行，而且走路一步三回头。“有朋友说我现在像小偷，贼头贼脑的。”
他说，至今他还经常接到恐吓和骚扰电话，最多时一天接到6个。电话里的人要么恶狠狠地说：“你不要命了，难道也不要你儿子和老婆的脑袋了吗？”要么夜里电话5分钟响一次，对方不出声。每次接到恐吓和骚扰电话，来电显示上就出现几个“1”，看不出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烂苹果”的处境
“生活完全被改变了。”鲍宇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双手抱头使劲地摇。
“改变”是从2002年8月开始的。他介绍道，2002年8月15日，他被任命为交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没过多久，他就觉得“该我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我知道；该我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管。”
鲍宇说，这年9月的一天，锦州变压器厂财务负责人找到他，说银行已经把该厂抵押贷款的门市房拍卖还贷，要求给个手续。
鲍宇认为这事正该他负责，可自己却从未听说过，翻遍档案也没找到相关资料，更看不到卖房的收入记录。于是鲍宇将此事汇报给风险处处长赵东明和副处长王绍文，得到的答复都是“这事你不用管了。”赵东明因贪污、挪用公款于2004年6月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
此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几起。鲍宇回忆道，自己总是“不知趣”地把问题反映到处里，甚至还反映到分行党委。
和鲍宇一同举报“交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的同事董航、刘某，也与风险处领导有类似的摩擦。鲍宇一再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两位同事也都遭到过打击报复，特别是刘某为女同志，自举报以来一直心情沉重，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
董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底，他按规定让法院查封了一处贷款人的房子。此后不久，房子便轻易让处领导解冻了。而银行给他的任务是每年要追回几百万元的贷款。这一解冻，他肯定完不成任务了。于是他要求领导给个说法，得到的答复是“如果非要个说法，那你就到人事处待岗去吧”。
鲍宇说，和领导摩擦以来，他们三个便经常被“穿小鞋”。一些做了很长时间工作有望追回贷款的客户不断被抽走，可任务量却层层加码。“实在没法干了。”鲍宇说，2003年1月他不得不要求调离诉讼科，转到处里的清收处置科工作。
在清收处置科鲍宇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发现很多贷款客户已经没有诉讼时效了，而且诉讼时效何时丧失以及如何丧失的，很多都没有记录。另外，回收抵贷物的管理也十分混乱，一些抵贷物的变现以及变现后钱是如何处理的，也没有相关记录。
2003年6月，鲍宇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写成《关于抵贷资产情况的反映》，交到分行党委。鲍宇说，很快，风险处副处长张军便找他做工作，内容有三：一是你的目标错了；二是此事到此为止；三是今后处里会为你安排得很好。鲍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表示，“只想把本职工作搞清楚。”
“这回彻底把他们惹怒了。”鲍宇回忆道，2003年8月22日，星期五下午，风险处员工接到通知到会议室开会。会上，一位副行长宣布：风险处缩编，让大家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离开。投票结果是，9个人被“选举”离开风险处，其中鲍宇、董航、刘某分别以前三名高票“当选”。
记者在审计署网站上看到题为《交行锦州分行锦州中级法院联手作假——2亿元贷款核呆作假案审计始末》一文，对于鲍宇等人被“选举”缩编的情况有如下叙述：
“9月3日，审计组正式进驻到锦州交行，找到该处打字员。但无论怎样做工作，她对此中情况一字不讲，只是低着头喃喃自语：‘我不能对不起朋友’。审计人员检查了风险处计算机硬盘上的所有资料，只发现了一份《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其他作假痕迹已经荡然无存。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继续战斗。但有极少数人惊慌、颓唐，甚至退却放弃。更有甚者，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大含杀机，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几个‘烂苹果’显然就是指几个举报人。”
“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面对“烂苹果”的处境，鲍宇向同伴讲出这样一句话。
被“选举”清理出风险处的第二天，鲍宇、董航、刘某三人便决定对交行锦州分行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举报人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8月24日晚，鲍宇、董航和刘某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他们决定到交通银行总行去举报锦州分行的违法行为。
“我们从此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鲍宇说。非但如[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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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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