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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大案举报人至今难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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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还“步入了长达23个月的迷魂阵，而且不知何时能走出来。”
以下是鲍宇与记者就举报经历进行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请谈谈在交行总行的举报经过。
鲍宇：我们三人26日下午4点多到总行，秘书处徐处长把我们送到监察室，让监察室张处长和郝老师接待我们。开始两位态度特别好，说谈到什么时间都可以。可刚谈一会儿，张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就对我们说，到点要统一关灯，明天再说。
在27日的谈话中，我们要求大连分行回避此事。因为大连分行是锦州分行的上级行,关系密切。
28日下午，我们刚离开总行办公大楼，就接到锦州分行人事处的电话，说锦州分行党委决定我们待岗，而且停发工资。我们在总行举报期间按旷工处理。我们三人当即冒雨返回总行，把情况汇报给张和郝。但他们说，举报有三种方式：电话、信函和面谈，你们为什么不选择前两种？这个责任在你们。从那以后一直到2004年3月，我每月只能从交行领到六七十元钱。
我们接着提出要见总行领导，这时监察室董主任出面接待了我们。董主任说，锦州分行是一级组织，让你们下岗，我们不好干涉。董还表示，我们反映问题的材料他已经给大连分行的领导看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不是强烈要求大连分行回避吗？
鲍宇：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了新措施。当我们知道大连分行已经了解了我们举报的当天，也就是8月28日，就向国家审计署和中国银监会电话举报了。8月31日，我们又向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实名举报。沈阳专项审计组9月3日进驻锦州分行开始审计，11月12日结束。这期间，我们举报人和审计人员都经常被盯梢和跟踪。为此，审计人员每次找我们谈话都要换地点，好像地下接头。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危险，审计结束的头一天，也就是11月11日，我遇刺了。
中国新闻周刊：审计结束后，有关部门对你们的举报做出了怎样的结论？
鲍宇：2004年11月26日，总行监察室董主任和沈阳分行监察室找我们三人谈了话。对我们三人的决定是：一、回锦州分行风险处上班；二、补发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的工资；三、经辽宁省纪委、省政法委查实，你们举报属实。
去年12月中旬，行里给我们三人补齐了停发的工资、奖金，加上报销往返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费用，共计3万多元。今年5月，行里又给我报销了遇刺的医药费，补偿了遇刺时损坏的手机、眼镜、衣服的费用，共计5000多元。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异地安置的要求？
鲍宇：虽然此案已经宣判，但这个案子涉及单位和人员很多，银行内部关系复杂。我本人已经遭受过凶残报复。目前，家里还经常接到恐吓和骚扰电话，惶惶不可终日，仿佛陷入一场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只有改名换姓，到一个生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才能使家人真正远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中国新闻周刊：交行总行曾提出，把你安置在沈阳或者东三省内的一个城市，你为什么拒绝？
鲍宇：东三省声气相通，很难做到不为人所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要去北京吗？
鲍宇：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安全系数大；另外，北京是一个外来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改名更姓后不会引起注意。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不选择偏远地区，那里不是更安全吗？
鲍宇：我们为国家挽回了2亿多元经济损失，不应被发配。异地安置后的工作、生活状况应与现在相当。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异地安置进展情况如何？
鲍宇：我们就像走进迷魂阵，不知该如何走出来了。交行总行致国家审计署的文件中，已明确表示，要做好我们的异地安置工作。这个信息是审计署办公厅葛丽娅今年4月13日电话通知我们的。审计署认为问题已由交行承担了。但实际情况是，交行说自己只是一家企业，很多实际问题操作起来很难。所以，交行领导许诺的“异地安置”，对我们只是“画饼充饥”。
审计署与交行的回答
在鲍宇眼中，审计部门一直在保护他、支持他。但在异地安置问题上，鲍宇说他对审计部门有些失望。
今年5月19日，鲍宇等人在和交通银行就异地安置的地点很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向国家审计署提出信访听证的要求，要求国家审计署依照信访条例举行信访听证会，就异地安置等问题进行听证。
次日，鲍宇等人收到了审计署举报中心的回复。回复说：“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对于交行锦州分行造假核销一案，我署已有明确意见，交行总行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做了处理，对你们的举报行为亦有肯定和奖励；对于你们提出的异地安置问题，总行也有明确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从未拿到任何经济奖励。”鲍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日前，国家审计署负责对外接待的政策研究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事请你们找交行。”
鲍宇提出疑问：“让被举报单位解决举报人的问题是否显得可笑？”
关于鲍宇的异地安置问题，交行总行监察室主任董育渝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行已经把安置地点确定在了沈阳，但鲍宇坚决不同意。之后，交行又把安置地点扩大到东三省内的任何一个城市，他还是不愿意。
这位负责人表示，3个举报人要求去北京，但举报人的配偶中有一人是锦州市重点中学的老师，还有一人是买断工龄的工人。即使交行在系统内安排鲍宇他们在北京工作，又如何安排其配偶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如何安置一个买断工龄的工人?毕竟，交行只是一家企业。
这位负责人还说，鲍宇目前在锦州市中心有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这与北京市中心同等面积房子的价格是没法比的，即使是沈阳，房价也比锦州高得多，这笔费用如何解决？
“在我国证人(举报人)保护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举报成本到底该由谁来支付？难道就该由我们举报人承担吗？我们又怎么承担得起呢？”鲍宇说。
他说，其实，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是他们和家人最大的愿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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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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