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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香而酒洌”。前处“让泉”有不少版本写作“酿泉”。后处“酿泉”没有版本问题，且所酿之泉即为“让泉”，不过此处“酿泉”并非专有名词，它是动宾结构词语，与上句“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中的“临溪”相对，因而不存在着以“酿泉”代替“让泉”的可能。倒有可能的是有的版本受后文“酿泉”现成语的误会，而将作为地名的“让泉”妄改为“酿泉”。当然，造成“让泉”出现异文的因素是复杂的，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亭记》传抄者太多，版本繁杂，出现异文在所难免。再比如“让”和“酿”在繁体字形上、读音上也的确太相近了，极容易混淆，等等。单从版本学角度看，现存《亭记》的早期版本和碑帖，毫无例外的均作“让泉”，如经欧阳修审定过的原立山东费县旧县署内的苏唐卿篆书碑刻，苏轼楷书草书碑帖，北京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四年衢州刻本《居士集》等。就是现存“让泉”遗址泉碑上也赫然刻着清康熙人王赐魁手书的“让泉”两个字。另外在滁州民间有关“让泉”来历的说法，也只有“让”的涵义。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两峰相让。如明代尹梦璧作十二幅石刻诗画，被称作“滁州十二景”，其中有一幅就叫“让泉秋月”，原画有题字：“两峰让出，潺湲澄澈，欧公政暇，构亭植梅，与民同乐，迄今勿剪，比于甘棠。”这说明至少在明代有关“让泉”的来历是持“让”之义的。种种可靠材料和迹象表明，作为地名的“让泉”是绝对不能写成“酿泉”的。凡是持科学审慎态度的人，在没有更直接有力的反驳材料情况下，应当承认《亭记》原文作为地名的泉水应作“让泉”而非“酿泉”。此外，中国文化传统惯于以泉喻性，如说廉泉、贪泉等，欧阳修怀有中国泉文化的情结，其诗《题滁州醉翁亭》，表面上写亭，而相当多篇幅是写“亭下水”。因爱亭下水，爱让泉，才陶醉其间，流连忘返，才会自号为醉翁，才会建醉翁亭。
姑且撇开“让泉”的来历不说，“让泉”之“让”字确实关乎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欧公一生又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让”字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之一。在仕途不顺情况下，欧公能从“让”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欧公认同“古之君子所以异于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自古贤达之士，固常有所屈伸，其所以处之者，乃其平生所学者耳。”(《与丁学士五通》故一贬夷陵时，便会有这样充满自信的诗句：“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再贬滁州时虽心境更惨，但毕竟人到中年，苍颜白发，经历的风波多了，而对世事会有更清醒的认识或感悟，有道是“四十不惑”。既然朝廷上志不得伸，难以作为，那就退而“独善其身”，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并合儒道。况且滁州山水秀美，风俗安闲，政事宽简，仿佛让欧公看到了儒家理想的“弦歌之政”，这更使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某种平衡与满足，而以“让”和“醉”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处境，从而成全了他创作上的“六一风神”和深受后代为官者羡慕的“为政风流”。“让泉”应是欧公寄托自己政治和人格理想的重要载体。
仰慕六一风神，弘扬醉翁文化。我们今天还如此关注欧阳修与醉翁亭，就是因为我们还能从中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文化营养与精神。我们今天强调构建和谐的社会，其实《醉翁亭记》中就充满着和谐的思想。“禽鸟只知山林之乐”这是大自然自足自在自乐的和谐境界，也就是曾巩在《醒心亭记》中所讲的“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环境保护。而醉翁亭更是凝聚着中国亭文化的精髓，犹如苏东坡所说“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这是对自然的宁静观照中去达到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至于欧公描写的“与民同乐”的生活画面，则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官民上下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谐社会境界。当然，《醉翁亭记》最大的和谐还是来自欧公心灵深处的和谐。人生不可一帆风顺，关键是要获得内心的一份宁静与平和。欧公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六一指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外加作者一翁)，它与“醉翁”的号并不冲突，只不过在激流勇退中更完全回归了一个文人的本真性情与宁静天堂。明代苏茂相醉翁亭题诗碑写道：“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泉香鸟语还依旧，太守何人似醉翁？”)“为政风流”的深层内涵就是指欧公的为官之道，堪称楷模，后人却又极难仿效。儒家所说的人生境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一般人很难占全，而欧公在偏僻的滁州竟将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既成为当地百姓拥戴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政绩卓著，又满足了其文学家的性情，形成创作上令人称道的“六一风神”，进而成为扭转北宋一代文风的领军人物，这又焉何不堪称“风流”？而要形成这种“风流”，只有来自内心的和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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