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亮

  宋朝立国时与唐初社会不同，再无南北朝后裔的士族阶级了，达官显贵都是新政权刚建立产生的暴发户，势利之心极重，全然不知诗礼传家，士人讥刺他们为“钱痴”。这些新进官僚阶层以谄佞行事，宋真宗时代才有诸如迷信瑞符，捏造天书，封禅泰山等各种闹剧出现，官场一片黑暗。儒士学人们或是搞一些绮文美句、吟风弄月的骈俪文字，或是写一些摘裂经史、附会成文的“西昆体”文章。那时的秘阁是皇帝书房，人们常以“西昆”代指秘阁。“西昆体”就是宋真宗时期一批元老重臣们的文章风格，注重四六对仗，形式工整，浮靡华丽，故作艰深，言之无物，与“论卑气弱”的五代文风是一脉相承的。它成为时文，浸染了整个文坛。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欧阳修所力倡的文化复古运动是对韩愈以来儒家道统的继承与发展，自然不应当看成是开历史倒车，而是历史大混乱、大倒退之后的重新进步。

  欧阳修年幼丧父，一家人孤苦伶仃，只好投奔其叔父。叔父宦游不定，便把家人及寡嫂一家都安置于湖北随州。欧阳修至进学年龄，家贫读不起私塾，其母郑氏夫人自任启蒙老师，无钱购买笔墨纸砚，就以荻草枝干为笔，沙盘当纸，教儿子识字，后世传诵的“欧阳画荻”故事即源于此。随州城南的士族李彦辅家藏书甚多，欧阳修少年时常去借书抄诵，在那里读了很多书。一次，他在李家的壁柜发现一个筐中盛满破旧书籍，无意翻捡到一册残缺不全的《昌黎文集》，仅存六卷，书页颠倒脱落。他却如获至宝，当即向李家求讨这部韩愈的残著，主人慷慨赠书于他。这次偶然发现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事件，为文化复古运动的兴起埋下一个契机。此后，欧阳修一直珍藏这部韩愈残著，时时诵读钻研。他用一生时间屡次搜寻韩愈文章善本，并亲自参校修订。晚年的欧阳修还撰写过一文《记旧本韩文后》，回忆偶得残本时的情景。

  欧阳修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性情刚直的穆修，以“肩韩”、“绍柳”自命的柳开，及忧思博辩的石介等人，他们激烈抨击“西昆体”时文，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立志刷新文风，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穆修甚至在穷困潦倒中问别人借钱，印刷几百部《柳宗元文集》，自己到相国寺摆摊卖书。这些友人后来大都抑郁不得志，可正是他们的努力推进，文化复古运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欧阳修年轻时因不擅“西昆体”时文，科举应试也几次黜落。但他隐忍待时，耐着性子攻读时文，终于在科考中被录取。以后宋仁宗亲政，在天圣七年颁发《贡举诏》，决心整饬浮华文风，提倡理实的古文。欧阳修与梅尧臣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以韩、柳的古文传统为标准选拔人才，将苏轼、苏辙二兄弟及曾巩等青年才俊“擢之高第”。欧阳修自然也受到守旧派攻击，许多落第的士人诅咒他，还写了祭文投到他家里。可是，他一笑置之。宋仁宗支持欧阳修等人的复兴古文运动，企图改革“论卑气弱”的官场旧习，培养一批论高气盛的士大夫。这批新进力量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开启了宋儒的崭新士风。他们大都以台谏下官与现任大臣抗衡，理所当然被守旧派大臣所嫉视。

  欧阳修曾经两次被贬官，初次落职是他为范仲淹打抱不平，写信怒斥右司谏高若讷，此举为他带来敢言的声誉。再次被贬滁州，是由于庆历新政受挫，他又受到守旧派大臣的诬陷，用各种卑劣办法将其构陷入罪。但是，也就是这两次人生挫折中，他迎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尤其是《醉翁亭记》，可称是千古文章。此文的文字锤炼精粹，情景交融，层次清晰，骈散结合，长短句错落，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韵律美感，被称为“欧阳绝作”。当代作家孙犁很喜欢这篇文章，更为赞赏欧阳修撰述的《新五代史》，认为此书甚至超过《史记》、《汉书》的某些篇章，亦可称得上一部很好的文学著作。孙犁认为，“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诚哉斯言，这也是对欧阳修一生的高度概括。

  章太炎在学术史上有一卓越见解，以为宋儒学说的主要体现者应该是欧阳修与苏轼，而不是程氏二兄弟与朱熹。也的确如此，儒家思想救时行道的真谛是绝不粉饰太平以曲学阿世，士人应该为国担忧和为民疾呼，以名节相砥砺，对君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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