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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被贬夷陵滁州留迹
天圣九年(1031年)，欧阳修来到西京(今河南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西京距汴梁不远，是当时宋王朝的陪都，一直是文人名士汇聚之地。欧阳修和洛阳才子饮酒赋诗，悠游山水，很快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古文好手尹洙便是其中之一。尹洙的古文修养极高，一次，西京留守钱惟演修建双桂楼，邀请谢绛、尹洙和欧阳修同时作记。谢绛用了五百字，欧阳修用了五百多字，而尹洙却只用了三百八十来字，并且言简事备，这让欧阳修大为佩服。他本来就不好时文，为入仕途才违心制作，如今既然已入仕途，又有许多古文同道，于是毫不犹豫地抛掉了时文，重拾古文。他以文会友，学习众人的长处。不久，他重新作记，不仅在字数上少于尹洙的文章，而且内容也更加精粹。尹洙大为惊叹，逢人便夸欧阳修的成就是一日千里。
欧阳修比较喜欢梅尧臣清丽闲适的诗风，听说他出任河南县(今河南洛阳西郊)主簿，将来西京，连忙赶到城门前等候。两人一见如故，将尧臣拜谒上司的公事丢在了脑后，即刻出发，共同畅游嵩山，交流诗作。两人从此开始了三十年的交往。尽管西京留守钱惟演本人是西昆体诗人，但作为他的僚属，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并没有趋从，而是始终坚持平实的创作风格。欧阳修与他的好友们不满北宋文坛的华靡陋习，用诗文相互唱和，阐明自身的主张，开始揭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帷幕。
景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书目》。景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的为人处世来指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高若讷等人。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卒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他新寡的妹妹也以同样的行动来支持兄长。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使欧阳修受到极大鼓舞。在老母寡妹的陪同下，他再次出发了。由于天气炎热，又雇不起马车，只好继续走水路。从汴梁到夷陵，水路迂曲，行程五千里，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一家老小苦不堪言。
欧阳修一路上心情矛盾。初出真州(今扬州附近)，泛舟长江，他彻夜难眠，在满天星斗中辨别着方向。船过九江，抚今追昔，欧阳修不由感时伤怀。当年，白居易被贬到九江，就哀叹九江僻远，如今夷陵要比九江远得多，如何让欧阳修不伤心?他含泪写下了《琵琶亭》，落寞的心绪溢于言表。不过长江两岸风光秀丽，景色如画，也淡释了他胸中不少郁闷。夷陵县派人专程赶到岳州(今湖南岳阳)接船，这使欧阳修感动不已。但踏上夷陵的土地，欧阳修还是不禁为眼前的荒凉景象而惊叹。旧时的宜昌，在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西部要塞，地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扼楚蜀冲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东吴的青年将领陆逊在这里以少胜多，大败蜀军，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成功战例。夷陵之得名，是因为三峡险峻，到这里才开始平夷。
它当时还没有得到开发，偏僻而贫穷，与汴梁和西京的都市繁华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欧阳修已有思想准备，但强烈的生活反差，使他抑郁难平，仍以“洛阳花下客”自居。夷陵人不仅远迎欧阳修，而且在县舍东边选好土地为他营建新居。在夷陵人眼中，欧阳修不是什么带罪之臣，而是久别重逢的好友。面对殷勤友善，欧阳修原有的顾虑消除了，他逐渐融入夷陵人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居室题名为“至喜堂”，表明他“始来不乐，既至后喜”的转变。他以民事为乐，身必躬亲，踏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先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的悲叹，转化成了“西陵山水天下佳”的由衷赞叹。欧阳修兴奋地发现“维舟处处有花开”，春探牡丹，冬折寒梅，晨曦日景，黄昏夜泊，无处不闪耀着美的光芒。县小事少，欧阳修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他想做的事情。他的金石学、史学、笔记、政论文、古文、哲学都奠基于此，也许，这是对他政治失意的一种补偿吧。袁枚曾说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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