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历代被称为有“远见卓识”的好文章。欧阳修作为文豪，在文里提炼出了很多警句，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
不过，从欧阳修这样堪称北宋一朝的“有识之士”总结出的前代“教训”中，可以看出北宋人的思维方式，并窥见北宋积弱乃至最终沦亡的主观原因。换句话说，欧阳修从作家视角修史，宋朝皇帝以玩家视角读史，这种严重忽视历史客观性的态度，是有宋一代不能很好利用历史经验，积弱而衰亡的直接诱因。
《伶官传》里的是与非
先看看《伶官传》里的主角——伶官，这个身份，在欧阳修这样的儒家文宗看来，就是非常滑稽的。“伶官”指供奉内廷的伶人及伶人中有官职者。伶官最早是单纯的乐官，比如春秋时晋国的师旷；也有的带一点表演，如楚国的优孟。其中师旷是贵族化的，优孟则来自于民间，这些人在古代是很受尊重的宫廷艺术家，都是很有智慧和操守的人。高渐离在秦统一天下后，也曾借担任宫廷乐官的身份试图刺杀秦始皇。
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的那些伶官的含义则不同：他让这些唱戏非常好的艺术家，参与军国大事的制定。
从李存勖本人的生活轨迹看，这个人有两大天赋，一是打仗，再是唱戏。他不仅识谱，还能作曲。李存勖的时代，后梁、后唐在中原争霸，狼烟不绝，李存勖在戎马倥偬之余，打到哪里不忘征召各地的歌手与艺人，并组建了一个“李家班”，排练各种戏目，李存勖本人艺名“李天下”，是戏班的头牌。
李存勖为了李家班的组建，是不惜本钱的，他率大军血战，攻灭后梁，李存勖欣喜若狂，纵马飞驰进汴梁城，众多将士见主子这样振奋，都以为马上要开始封赏功臣了，便也催马紧跟其后，入城之后，李存勖一马当先，直奔教坊。远远地，大家看到教坊门口跪着一个人，李存勖见他，像见了亲人一样，纵马过去。大家正在疑惑，转眼已到近前，那人抬头，大家一看，却是李家班的名角之一周匝，数年前的一次作战中，周匝被后梁军队俘虏，此事令李存勖一直寝食难安，夺回周匝的情结，也加强了他灭梁的决心。
于是在这改天换地的时刻，戏台上的搭档重新聚首。
李存勖关切地问：我知道，你果然还活着。功夫没搁下吧？
周匝回道：我这有用之身，怎么能够轻易荒废呢！
李存勖又问：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你想要什么待遇，赶紧写个报告上来，我一一给你补上。
周匝含泪回禀：身陷敌营，苦是没少得吃。不过，我能活到今天，全赖后梁宫中的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两位周全营救，才有我们今天的重逢，希望您能够让这两个人做刺史，来报答他们。
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肯定没有好感）。
这样四方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杂剧、清朝子弟书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所以更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其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下面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欧阳修除了编纂《新五代史》，他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由他生前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史书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客观情况，是史家的标准观点；欧阳修新史中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士人就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
再如《旧五代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是参照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
客观地说，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称不上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而弄出来的“君子小人斗争史”，如《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从《旧唐书》到《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沉溺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不能重建帝国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沓亡是“天命”使然，欧阳修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是什么“人事”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看来，作为君主，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更不能唱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就够了——
那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做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不逊于任何“明君”，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宋人从建立制度，到帝王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于是宋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而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还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书》，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拿出《新唐书》，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却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那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做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论赞的成分非常多，所以王安石说“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重走了范晔“菲薄古人”的老路之后，发现自己的路很难走通，因为范晔批评东汉，因为东汉确实是一个病态的王朝；欧阳修批评五代，而五代的出现和终结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宋是秀才的时代，五代是兵的时代，欧阳修站在秀才的视角，看五代的军阀混战，当然感觉不可理喻。帝王将相眼中的盛世，只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帝王将相眼中的乱世，只是老百姓想做稳奴隶而不能的时代。他们的呜呼，老百姓不会感到共鸣，因为那不过是兔死狐悲。韩 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