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3月19日《笔会》刊思晨文章《吏部文章二百年？》，对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作了恰当的评述。但在议论他写给王安石有名的两句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时，则认为“翰林学士所写的诗虽汗牛充栋，但能打动人心的几乎没有”，又在叙述了吏部的职能后，认为吏部文章“只能算是一种公文，而且是充满权势旨意的公文。这样的公文不仅不会流传二百年，就是流传一两年都不太可能”。这里，作者显然以为欧阳修只是在泛泛地称道翰林诸公的诗和吏部胥吏的公文，因而认为赞非其人，“不觉有几分好笑”，“更愿意相信这诗非欧阳修所写”。其实，此诗确实是欧阳修所作，只是作者将诗意完全读歪了。此诗诗题是《赠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全诗如下：“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诗写于嘉祐间，王的诗文已具名声，政治地位还不高，作为前辈的欧阳修对其赏识而未曾结识，因而驰诗相赠。前二句中“翰林”指唐代曾任翰林供奉的李白，“吏部”指晚年任吏部侍郎的韩愈，都是借官署指称，这在古代诗文中很常见。北宋流传的李白诗也就一千首左右，称三千是夸张，在诗里是允许的。韩愈去世到写此诗的时间，大约235年。两句揭出唐代诗文成就最高的两位，表不胜向往之意。其后说自己年老，超越前贤已经有心无力，只能寄望于后生俊彦，继而说乐舞要不断创新，诗文亦然，希望与王安石结识，樽酒论诗。欧阳修当时主盟文坛，地位很高，但对后辈王安石如此盛誉，当时曾引起轰动，可见其惜才的气度。只是欧阳修晚年自编文集时，与当权的王安石有些怄气，没有将此诗编进手订的文集《居士集》，而由他的后人编在《居士外集》卷七。思晨先生谴责古代吏治黑暗的立意甚好，但用以作为展开话题的例证，则因将诗意理解错了，以致诸多议论不免显得不着边际，有几分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