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醉翁亭的建造，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说法。流行的说法是山僧智仙，有感于欧阳修游山休息不便，便主动出资为欧阳修建造了亭子，然后请欧公命名，这在《醉翁亭记》中有表述：“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不过，欧公在其它诗文中也提及过醉翁亭是他亲自建造。怎样理解这矛盾的说法？我们认为《醉翁亭记》的说法应是最可靠的，欧公没有必要把功劳摊在别人的头上，至于后来又自己称建了醉翁亭，那么可能是欧公确实参与了醉翁亭建造策划并出了资的，不过具体操办实施都交给了智仙去做。醉翁亭建成后，欧公应当是先有亭诗，再有亭记。在《题滁州醉翁亭》诗，欧公开篇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至于《醉翁亭记》的写作也有一段传说，说欧公完稿后，曾将文章抄出来，挂在几个城门口供来往行人帮助修改。太守之文，谁又敢提意见呢？好几天没个动静，这时终于看见一个砍柴的老翁来到官署，要给欧公文章提意见，说文章开头写滁州四面都是山，叫这个山，叫那个山的，太啰嗦了。于是欧阳修接受老翁的建议，大笔一挥删掉几十字啰嗦的话，概括为五个字“环滁皆山也”，以统领全文，显得非常有气势。关于“环滁皆山”的解释学界也存在着争议。到过滁州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疑惑，就是怎么不像欧公所写的那样有“环山”的感觉？于是乎，有人怀疑欧公是在说假话，说“环滁皆山”乃艺术想象。反驳者则认为欧公并没有想象，他写的是当时整个滁州管辖区域的山。其实，这里很多人都有个误会，就是把滁州与滁城混淆，把古滁城与新滁城混淆。欧阳修所处的古滁城规模很小，当时就建在琅琊山西南高东北低山体走势的西北角，大概相当于今天滁州中学那么一带。由于城池规模小，建筑物也不像今天这么高，在那里环视滁城四周，极易产生环山之感，故在当时滁城就有山城之称。此外，观山的立场也很重要，滁州地处江淮丘陵地带，山势一般都不太高，琅琊山最高峰也不过三百来米，随着地理的变迁，当年欧公看到的小山丘，恐怕早已不复存在，或被淹没在林立的楼群中。由《醉翁亭记》本身描写看，“环滁皆山”也应是观山实感。文章开头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这里的“其”便代指滁城，若泛指整个滁州，“西南”方位就无法落实了。《醉翁亭记》写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刻碑，直到庆历八年三月(当时欧阳修已移知扬州)，才由陈知明首次刻碑，后又改为苏轼的大字楷书碑，“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更受世人珍重。据说，当时慕名前来拓碑者络绎不绝，连拓摹所用的毛毡都变得十分紧俏，甚至寺庙里老和尚垫床用的毛毡也被拿来使用，而且在过关卡时，可以用拓本抵税费。不管怎样，欧阳修、醉翁亭、滁州都因《醉翁亭记》而名声远播，欧阳修已成为滁州第一文化名人，醉翁亭成为滁州响当当的第一文化名片。

　　《醉翁亭记》与醉翁亭缘何有这么大的文化魅力呢？就在于它们集中表现了一个正直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美与精神美，在于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醉翁亭记》的创作主旨，后人虽有不同阐释，但并非难解。其实，欧阳修所命名的三座亭子已透露了他融注在《醉翁亭记》中的复杂情感，我将之概括为“三亭三乐”。丰乐亭侧重暗示的是丰乐，也就是丰年之乐，民以食为天，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才有可能谈得上快乐，谈得上“与民共乐”。醉翁亭侧重暗示的是醉乐，也就是醉心山水之乐，这在《醉翁亭记》中说得很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当然，若仅仅是山水之乐，则醉翁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是在消极避世或寄愤懑于山水之中，而山水之乐要变成“乐亦无穷也”，则必须来自内心的醒乐，“得之心”就是得之醒心，于是欧阳修又建造了醒心亭。一篇《醉翁亭记》“醉”字“乐”字满眼，六个“醉”字，十个“乐”字，最终归到一个“醒”字上。因醉而乐，因醒更乐。特别是最后一段议论，针对“与民同乐”的画面而发，由禽鸟乐(知山林之乐)，到人之乐(从太守游而乐)，最后到太守乐(乐其乐)，其最终是表达作者内心的极乐。太守之乐不同于禽鸟之乐、游人之乐，就在于禽鸟和游人是各得其乐而不懂太守心情之乐，而太守之乐不仅“醉能同其乐”，更为“醒能述以文”，去充分表现自然美景与太平盛景完美融合而在内心感到的无上快乐(至乐)。当然，所以能获得如此的快乐，前提是必须远离朝廷是非之地而抱有让的情怀。

　　说到这不能不说说“让泉”与“酿泉”之争。长期以来，人们解读《醉翁亭记》时之所以较少关注“让泉”对于欧公创作的重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只是把让泉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地名而已。再就是它在版本学上存在着异文，人们不知究竟应作“让泉”还是“酿泉”，因而也就很难重视“让泉”在《亭记》中的地位，并由此关闭了我们窥视欧公贬滁心态的一扇窗户。《亭记》中写到“让泉”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开头写到“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一处在后面写到“酿泉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