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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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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 于根元 一 近十年来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实践，从一个方面推动了规范观的调整。
我们语言里面可以而且应该有标准、规定的地方，因为没有标准、规定或者标准、规定不明确，就会妨碍交际。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建立和明确这些标准、规定，便于人们交际，同时也发展了语言，这就是语言规范工作。大体明确了这个思想，是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重要成果。可是到了１９７８年《中国语文》讨论语言规范的时候，一下子冒出来几种跟这个思想相去甚远的提法，例如古已有之就是规范的，领袖用过就是规范的，用的人多就是规范的。那个时候做了一些澄清的工作，但是没有深入讨论产生这些提法的久远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收效甚微。那些提法后来发展到用来作为不规范的标准和原则，比较有影响的是：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不能认为是规范的。
我们整理和研究的新词新语相对基本词语都是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的，如果都不能认为是规范的，我们整理和研究的意义何在？近十多年来社会生活里出现这么多新词新语的意义何在？我们从实际出发，觉得认为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出现之后，用的人多了、用的时间长了再来追认它是规范的，这种“追认观”，不符合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会议所大体明确的思想。按照这个规范观，有许多问题不好办，需要调整。这些问题主要是： １、任何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的。不可想象，一个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出现的时候，是一群人约好了同一时刻开始使用的。 ２、语言有相对稳定的部分，用的人比较多，用的时间比较长。语言还有相对活跃的部分，例如新词新语、临时修辞用法、广告用语。这密切相关的两部分组成了显语言。稳定的部分都是从活跃的部分来的。 ３、“大甩卖、呼啦圈、一刀切、乡、当铺、小姐”等都有过长或短地隐藏的历史。显—隐—显，是很多语言现象都有的情况。 ４、许多不规范的语言现象用的人不少，寿命很长。有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况下劈头盖脑地使用，已经内化为许多人的一种语言模式了；有的是群体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的不规范的但是正常的情况；有的是许多人原来方言的影响，拿学普通话而平翘音分不好的说汉语的人数来说，或许不比分得好的少多少。打开一般改病句的书看看，大多是常见病、多发病。 ５、“打假、脱贫、肃贪、反腐败、扫黄、特困户、脑体倒挂、野蛮装卸、车匪路霸、危房、法盲、宰人、流失生、胡子工程、会议明星”这一类词语，我们并不希望用的人多、用的时间长。我们希望它们同“布票、粮票”一样赶快隐藏起来，它们中间有的或许就是寿命很短的短命词语。而这些词语也是规范的，如果认为不规范而劝告大家不要使用，肯定要影响一个时期的交际。 ６、“追认观”会使我们的规范工作滞后于人民群众实际的语言生活。难怪前一两年有人批评“信用卡”一类不少新闻词语在我们的词典里查不到，“当铺”一类在词典里注的还只是旧社会剥削人云云。
跟“追认观”有关的是阶段观。认为当初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我批评你不规范，是对的；现在用的人多了、用的时间长了，我说你是规范的，还是对的。因为规范是分阶段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能用我今天说你规范来翻你当初不规范的案。
分阶段的情况是有的。例如一种是语言经过较长时期的系统性的大变化，如从文言到白话。一种是法规性的标准的更改，如审音表的更改，国家有关部门决定把许多“情报”的说法改成“信息”。此外没有那么多规范阶段的不同，而是当初就是规范的，我们批评人家不规范，批评错了。批评错了有时候是难免的。调整了认识，以后可能做得比较对一些。不然，老是常有理下去，会越来越没有理，对规范工作越来越不利。
按“追认观”的逻辑推理，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的新的语言现象是不规范的，当然要批判。事实上，口头上持这种说法的人也不完全是这么做的。他们对一些品位高的新词语，刚一出现就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对有些新词语也是很宽容地观察一个时期的。后来有人干脆提出一开始不要急急忙忙批判，可以观察一下，如果用开了就承认它。那么，这一类新词语起初为什么还要叫它是不规范的呢？似乎换个说法比较好。我们１９９１年底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开始试着提出“待显词语”这一说法。后来改为“初显词语”。初显词语既不同于大家熟悉的词语，使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让人好懂；也不同于不规范的。
二 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推动了规范观的调整，还表现在大体明确了语言色彩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而新颖色彩是色彩系统里的重要部分。
前些年，许多学者曾经讨论过“的士、迷你”是否规范的问题。认为不规范的主要理由是：汉语里已经有“出租汽车、微型”了，没有必要再来这么个表示相同意思的词语，而且还是外来的。
其实语言表达意思，除了表达基本的理性意义之外，还要表达色彩和别的。因此，表达一个意思不一定只有一个词语。我们常说的有褒贬、中性色彩，谐谑色彩，书面、口语色彩，文言色彩，方言色彩，科技色彩，时代色彩，随便的色彩等。其实，很多色彩不是单一的，渗透在许多色彩里的还有新颖色彩。因为有了新颖色彩，色彩系统才成为动态的。新的语言现象不断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
“出租汽车”起初也有新颖色彩，或许也有一些外来色彩，后来这些色彩都隐藏起来了。“的士”进入普通话，跟“出租汽车”相比，有外来色彩，简洁色彩，同时也有新颖色彩。后来简成“的”，多了口语、随便色彩，同时增加了新颖色彩。“的士”－简成“的”，出现了“打的、面的”，使词汇更丰富了，“的来的去”还有谐谑、口语色彩，“毛驴的、人力的”里“的”的机动车的义素都变掉了。“迷你、微型、袖珍”的色彩不同。“再见、拜拜”的色彩不同，“拜拜”到了汉语里还多了个表示“断绝关系”的义项，例如：“观众看了一个好戏，他会上瘾，可让他看了一个坏戏，那他下回就跟你‘拜拜’了。”（《文汇报》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新词新语都有新颖色彩。等它比较稳定了，进入基本词语行列，新颖色彩隐藏了，稳定色彩显现了。新词新语是词汇这棵大树枝端的嫩芽，它是大树的一部分，显示了一部分生气。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它变老变硬颜色不鲜艳的时候才承认它是大树的一部分呢？我们不妨去问问茶农，他们大概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语言里新颖、稳定色彩都需要。没有进入词汇行列的临时修辞用法没有新词语稳定，但是比新词语有更活跃的组合。一旦成了新词语，本身的组合就不怎么自由了，已经不怎么新颖了。新词语一稳定，特别是可以作为蓝本被别的仿造了，如“首都意识—精品意识、汉语热—冰箱热、科技兴省—科技兴市”，新颖色彩隐藏得差不多了，甚至都有些叫人烦了。这一点从广告用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词汇系统里要时常出现新词语，使得整个语言系统里始终有新颖色彩。不见得“太阳、月亮、山、水”都会出现新颖的说法，但是整个语言系统里一定要有新颖的说法。
人天生需要丰富的色彩。单调对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语言变化本来就是个过程，从一些具体语言成分来说，某些色彩显了，某些色彩隐了，而语言系统在运动中一定要保持丰富的色彩，所以要不断显现新颖色彩、外来色彩、现代色彩等，为我们的语言提供营养，满足我们交际的需要。
三 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推动规范观的调整，还表现在尝试既分析又综合地考察词语的品位或者规范度。
现在有不少学者说，谈语言规范的原则还好谈，一举例就麻烦了，你举不规范的例子，举太平常的，老一套，没意思，举有意思一点的吧，争论就来了。还有的学者说，最怕举生造词语的例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用开了。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在“前言”里加了说明：“本书所记录的新词就目前来说并不都完全合乎汉语词汇的规范，个别的可能近乎生造，但作为一部反映新词面貌的词典，我们予以从宽收录。”这是个聪明的做法。
生造词语当然不少，不过判断起来不容易，尤其是“可能近乎生造”的。问题是我们判断的标准太模糊。此外，在好的和生造的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简单地分为好的、规范、生造，本来就有欠缺。所以后来进一步考虑了判断的标准，提出了“品位”和“规范度”，即使是规范的，也有程度之分。规范度太低的，就差不多是生造了。例如我们很多人觉得“一国两制”品位高，规范度高，而“五四三办公室”就差劲；表示设备等的“硬件”和组织管理等的“软件”还不错，表示引进的外来人才的“活件”就差不少。
有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综合语义、逻辑、语音、语法、语用等标准来考察规范度。（见《重新认识语言，推动语文规范化》，《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当然，这些因素的主次等关系还要进一步研究。我在《文学作品中的新词语》（《修辞学习》１９９４年第５期）一文里试着分析了．“灰颓、渴盼、泼脱、抒泄”这几个词。我觉得两个双音节形容词或者动词常常能合成一个双音节词。有一种情况是并列的两者有“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比较牵强，就比较难合成，如“泼辣”和“洒脱”，而且“泼脱”的构音也有些不妥，像拟声词。即使有不少“而”或者“又”的关系也不一定好合成，否则“而”和“又”一类在短语里不是只起过渡和松开的作用了吗？像“灰颓”里的“灰心”和“颓丧”，后者还包含了前者并且程度又甚于前者。“渴盼”里的“渴望”和“企盼”，前者也包含了后者又甚于后者。“抒泄”里的“抒发”和“发泄”缺少“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从“又”的关系方面来看，色彩一褒一贬也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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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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