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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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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闵 捷 嘉宾：周洪波（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室主任）
嘉宾：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持人：闵 捷（北京青年报特约记者）
语言折射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词语。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在《汉语史稿》中说：“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当时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７０％以上，所以王力当时认为，“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５０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
继“五四”运动之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是新词语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诸如“公私合营”之类的大量新词潮水般涌现。而第三个高峰，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二十几年，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层出不穷，而且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在文化上的宽容度也随之加大，于是新词新语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形态。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对应关系？就这一话题，记者最近特邀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室主任、语言学专家周洪波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先生，分别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周洪波：１９６０年出生，现任商务印书馆编审、汉语编辑室主任，主要从事汉语新词语研究和语文辞书编纂工作。主编有《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负责主持《新华词典》２００１年版的修订。
郑也夫：１９５０年出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就读于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主要论著包括：《西方社会学史》、《礼语咒语官腔黑话》、《代价论》、《信任论》等。
当代汉语中每年出现１０００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 记者：语言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非常密切，从中国历史上看，新词语出现的几个高峰期都是对应着怎样的社会变化？
周洪波：语言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经典的说法是：语言属于社会现象，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发展、人们思维的活跃和观念的更新，都会在语言的词汇中很快地反映出来，突出表现是新词新义新用法的大量出现。远的不说，就从上一个世纪来看，“五四”前后、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分别是新词语出现的三个高峰。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调查，当代汉语中每年出现１０００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如近年来随着网络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跟网络有关的新词语就出现了一大串，像因特网、互联网、远程登录、电子邮件以及网名、网站、网校、网址、网页、网卡、网吧、网虫、网友、网迷、网恋、网龄、网速、网坛、网络电话、网络经济、网络银行、网络营销、网络小说、网络音乐、网络大学、网络犯罪、网络社会、网络生存、网上婚介、网上招生等，这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最好例证。
郑也夫：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不可能还是保持原样的。语言还可以帮助强化一种观念，甚至强化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都分别以不同方式来利用语言。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月份名称都改了，因为他们觉得名称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力量，代表了一种君王、贵族的象征，所以语言本身也是有力量的。而我们现在说的是另外一种状态，是社会变迁带来的语言变化，社会上猛然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肯定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有的时候社会变迁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新的信息里的一部分可以用老词汇来体现，但有时不行。比如说像中国词汇里有很多外来语，像中国古代时引进的“葡萄”这个词，从词根上就找不到依附，所以它绝对是一种外来语。中国人内化能力很强，来了一个新词汇以后，往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把它消化掉。比如水泥，原来叫洋灰，东西是外来的，但词汇是中国的，“洋”是一个形容词，后来洋灰也不叫了，叫水泥了。但有些词汇消化不了，因为它太新奇，没法儿左右逢源，也无法归类，像刚才说的葡萄。所以很多新事物逼得非得用新词汇不可。其实从古到今几千年，各个民族吸收别的民族的东西都不少，英国吸收外来语也不少，只不过时间拉得长。一个国家在一个短期内国门一打开，猛然来了一大堆东西，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中国现在就属于这个阶段。
新词语用冒了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语言僵化，那就没救了 记者：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它的语言是否也应该表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形态？
周洪波：社会多元化，语言也自然鲜活、多样了。而且社会越开放，新词语也就越活跃。我们这里谈到的新词语，有的是新造的，如１９９９年底，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新华社的电讯稿中，就新造了双赢这个词。有的是从外语来的，如克隆，实际上是英语 clone 的音译。有的是从方言来的，如侃大山（北京方言）、炒鱿鱼（粤方言）等。另外还有的是通过语言本身的一些手法简缩的，如申奥、入世等。有的是通过修辞手法得来的，像豆腐渣工程等，把那种劣质工程比喻为豆腐渣，就形象多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渠道产生新词语，才使得汉语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很好地为我们的交际服务。
因此，对待新词语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不一定苛求它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这道理如同人们穿衣服，原来我们一直习惯穿单一的色调和样式，如中山装、军绿装等，现在早已不满足于这些了，我们需要各种款式和色彩的休闲装、宽松服、Ｔ恤衫乃至各种奇装异服，因为新式服装穿起来更随意、更潇洒，更能体现人的性格特征，满足求新颖求变化的心理。只要喜欢，穿上一两年就值了，没有必要穿它个十年八载。从这种意义上说，新词语用冒了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语言僵化、词汇贫乏，那就没救了。
记者：现在我们口语里出现了很多科技新词，像克隆、ＣＴ、ＩＴ等，这些词已经变得非常口语化了，大家也都明白，不必解释，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周洪波：这也是新词语出现的渠道之一，叫科技术语的语词化。克隆原来是科技术语，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出现了，直到１９９７年英国“克隆”出多利羊这一事件，这个词语也就从科技术语进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起初是克隆羊，后来又有了克隆牛、克隆猪、克隆兔、克隆猴，甚至克隆人等说法。随着克隆这个新词的一再出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意义——复制的意思。如去年有关媒体报道了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出席一个顶级记者的年度招待宴会，布什非常风趣地告诉大家，他正式“克隆”出了一个副总统切尼，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四年的悠闲时光了。科技术语的语词化，无疑与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
不能用平时的标准去要求网络语言，也不能随意把特定的网络词语拿到大众生活里 记者：现在网络上又搭建了一些新型的平台，人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看法，网络语言也空前的活跃。但现在也有一种观点，对网络语言的随意性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网络语言的随意性与主流语言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呢？
周洪波：我们说的网络语言，主要指网民在聊天室和ＢＢＳ上使用的词语。在网上，如果你称漂亮姑娘为美女，那就太“老外”了，网上美女称“美眉”。还有“大虾”，也不是你我口中吃的油焖大虾，而是指“大侠”，也就是网络高手。自从有关媒体上披露北京广播学院于根元教授主编《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以来，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受到了质疑。其实，如果我们把网络语言定位在一种特殊的社群用语上，它能满足网民交际的需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常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那么网上说的话，只要网民们听得懂、能够达到交谈的目的就可以了，只要丰富网民们的生活就行了。这道理如同我们平常唱卡拉ＯＫ，在ＯＫ厅里，人们可以随意高歌，自娱自乐，如果在这种特定环境里按照正式演出场合那样讲究音调、音色、音准，那反而显得很不合时宜。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语言还是一种娱乐和消愁解闷的工具，从广义上说，娱乐和消愁解闷也是一种交际。
在我们看来，语言词汇中，基本词语是核心部分，是词汇系统中最为稳定的，在基本词汇外围有很多活跃的东西，如网络词语以及广告用语、专业术语等，它们在外围活动，是比较活跃多变的。这些外围词语会有一部分进到我们语言词汇的内核里面，但也有很多始终处在外围活动，还有的出来之后可能就消失了。
郑也夫：语言基本的规律是追求在表示同样信息的时候能怎么精细就怎么精细，网络语言非常简捷，甚至用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等，只要便于沟通，干吗非要打十几个字呢？我觉得网络也是语言的一个载体，载体的变化往往造成语言风格的变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甲骨文的载体──龟甲骨变成竹简，语言的风格肯定是要变化的，载体逼迫你要用最简约的方式表达意思，后来竹子多一些，载体多了，可以多刻写了，风格又有了极大的变化。到了纸张成为主要载体后，比竹简又自由多了，这种载体的变化对于工具使用者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说以后是无纸时代，以前我不太赞同，因为我觉得纸拿着太舒服了，太轻便了，可以上下的看，我觉得网络还没这么好。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无纸时代可能快来了，不是因为目前的网络比纸更方便，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比如说纸要消耗的资源太大了，我们现在要求信息量大，要求载体越来越多，那得砍多少棵树啊。这种事太残酷了，我们的环境已经如此糟糕，有一天可能逼得我们只能选择屏幕，虽然它的舒适感比纸稍微差一点，那也没法子，何况它还可以进步。如果这个载体真的代替了纸张之后，对语言风格、文字书写风格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周洪波：正因为网络语言是词汇的外围部分，它与内核部分的基本词语相辅相成，互不取代，我们就不能用平时对基本词语的标准去要求网络语言，同时也不能随意把特定的网络词语拿到大众生活里来。
记者：现在有一些英文缩写词，直接用英文字母，像ＷＴＯ、ＣＴ，英文缩写词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主流词汇中来了，以前这种现象是很少的，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文化也更宽容了？
周洪波：在汉语里，使用英文缩写词由来已久，只不过原来是用在专业文章里，尤其是科技文献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由于它们进来的势头很猛，速度很快，我们来不及做一些汉化的工作。其实，英文缩写词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的英文缩写词，像ＩＴ、ＷＴＯ、ＭＴＶ、ＶＣＤ、ＤＶＤ等，这些是外语的东西，为我所用；另外一种是带着汉字的，像ＡＡ制、Ｂ超、ＢＰ机、ＩＰ电话、卡拉ＯＫ等，人们对后一种比较认同，对前一种持有异议。从理论上来说两种应该是对等的。不管怎样，英文缩写词语的大量使用，说明我们对待外来词语的宽容度提高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倡导“有容乃大、厚德载物”，更何况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是必须互相交流才能发展的世界，善于吸收外来新事物新词语，恰恰是我们汉语富有生机的表现，也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当然，使用时还应要看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场合，我们希望在大众传媒里边如果没有特别用开的，后面可以来一个括注，就是让大家知道，但如果大家都已经明白的，像ＣＴ、Ｂ超，就没有必要了。
郑也夫：我觉得从再深层一点说，还是因为语言是一面镜子，语言透视出来的一种差距就是引入国和输出国的差距。反过来说，我们不可能看到美国的一些词汇标两个汉字，其实他们有没有从中国引进的一些语言呢？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不会把汉字照写成中文的样子。这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弱势国家肯定重视学习强势国家的语言。到了你在国际上最强的时候，自然也可能有人学你，谁照搬谁都能随之转化。唐朝的时候，日本人学了很多中文，可是等他们发展起来之后，很多他们从西文语言里面引进来的词，像“革命”、“同志”这些词汇，又被当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学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哪些新词汇有生命力，大家是自己张嘴来投票的 记者：我们有一些流行语，在一段时间里是非常流行的，包括新词新语。从词汇学的角度来说，流行语和新词新语的生命力按照怎么样的一种规律来优胜劣汰？
周洪波：流行词语与新词新语有交叉。流行语的一部分是新词语，但很多流行语不一定是新词语，像原来我们说的“盖了帽儿”了，现在的“酷”“下海”等。现在的新一代叫“新人类”还不够，要叫“新新人类”，或自诩为“另类”。他们互相称“帅哥”，喊“美眉”（或ＭＭ），他们“纹眉”“隆鼻”“丰乳”甚至“瘦身”。他们说的这些很新、很时尚的词语，都属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语言词汇的外围成分，这些时尚词语为这个特定的阶层的人们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这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也有一部分会进入内核部分，对我们的主体语言起一种丰富补充的作用。
记者：是不是语言本身也存在一种生态平衡，有一些东西自然就淘汰了？
郑也夫：词汇流行的时候，那种社会现象是很风行的，后来那种社会现象慢慢也衰弱了，词汇也就跟着不流行了。有的原因可能是周先生说的，没了锐气，不生动了。刚开始生动也就是时髦现象，大家都爱说，说过了以后就像时装一样，这衣服人家不爱穿了。真正要能进入到主流词汇里，那这个词肯定是有一点唯一性的，或者是在生动方面有独到之处，才能一直保留下来，这些词汇被证明确实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事情往往并不是有权势的人所能规定的，事实上是比较民主的，大家是自己张嘴来投票的。
周洪波：我们以前的观念是希望一个词出来之后就要用到终生，就像衣服要买特别结实的，能穿很多年。现在观念变了，有些词语出来以后用一段就不用了，或者用几年就不用了，这都很正常，不必都得从一而终。就像坐火车，从北京到广州，有的人可以坐到终点，有的人中间可以下车，不会影响整个列车的进程。其实，语言本身还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像“手机”，就经历了“大哥大”的过渡阶段，并不是因某些人的好恶而改变的。我们平常强调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同样，人和语言也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词典跟不上词汇发展的脚步 记者：词典本身怎样关注、跟踪、记录这种新词语的发展动向和它的发展轨迹呢？
周洪波：词典作为工具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给人提供方便，为人释疑解惑。读者在查词典的时候，如果查不到新的词语，就觉得不满足。实际上，词典编写和修订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要经过很多道制作工序，词典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和词汇的发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泛泛而论，就新词语词典来说，不管是编年体的还是多年体的，应该尽量能跟时代保持同步，或者至少能大致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要求也不为过。
郑也夫：新词语词典一方面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处在新文化圈内的人能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另一方面为以后的人研究今天的语言风格，从这里查到出处，作为一种语言的记录。
周洪波：新词语词典在注重描写性的同时当然要讲规范性。它除了一般的释义之外，要有例句和出处，告诉读者这个新词语是有来源的，让人心服口服。还要有出现背景和演变轨迹等内容，编写起来是不容易的。
记者：现在新词语还有一个时代化和国际化的问题，比如说英语里也有很多新词语，是因为社会整个运转速度加快，出现的新事物非常多，包括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和发展速度之快，都不是上一个世纪所能想象的，所以说新词语的大量涌现是不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呢？
周洪波：关注新词语实际上是很多国家的一个共同的话题，而且相比来说，我国还是远远滞后的。据我所知，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关注新词语，还建有专门的新词语数据库，他们的新词语词典有编年体的，有多年体的。法国有一个委员会，由总理直接主管，定期追踪、监测法语词汇的变化，每年向社会发布。日本对新词语的关注也很早，他们有一本词典，从１９４８年开始每年修订一版，现在篇幅比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还大。我国从８０年代开始整理和研究新词语，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振臂一呼，数十种新词语词典陆续问世，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还把新词新语研究列为一级研究课题，出版了汉语新词语的系列词典，还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新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在新词新语的入典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在力争与国际接轨。
记者：语言学家搜集新词汇的渠道是什么呢？比如说普通人能不能加入到新词语的收集渠道中来？他们能否直接把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提供给像您这样编词典的人？
周洪波：以前我们编写新词语词典主要通过读报纸来收集，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都是我们关注的媒体，文学作品也是我们收集语料的来源。此外还有电视、广播里的活的语言，我们随时听到就记下来。现在我们打算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通过一切渠道向读者征集新词新语。我们真诚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积极参与，随时把平常遇到的、词典上又查不到的不懂的词语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把它编到新词语词典中去的，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路是自己选的，既然选了就要自己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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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新词新语与流行文化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作品新词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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