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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虽然不乏溢美之辞，但却大致不错。在18世纪初的欧洲各国，还普遍存在着贵族和上层僧侣特权阶层。他们高踞于资产阶级之上，享受着种种世袭的社会、经济特权；从而引起资产者的不平。那里的官吏选派，靠的仍是上级好恶、“长官意志”，从不借助任何形式的考试选拔。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士一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就被其公平竞争的机制强烈吸引的原因。
到了19世纪，对中国科举制的赞叹之声，响彻欧洲的文坛和官场，同时也出现了起而效仿的强烈呼声。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就曾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原则出类拔萃，完全值得其他国家采纳，至于如何运用，则取决于试行国的国情。”15
对此进行呼吁的英国学者、政治家还大有人在。就在长达一二百年的介绍、呼吁、酝酿之后，英国终于在 1855 年通过了文官法，并于 1870 年在各部门付诸实施。现代学者对英国拟定的文官考试制度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作了认真比较，发现二者在考试委员会的组织、考试原则、考试的内容、方式乃至考试时间、地点的确定等种种大要细节上，都如出一辙、合若符契16。——顺便提到，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上距吴敬梓去世，已整整一百年！
当一种制度为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并认可时，这意味着它属于最优秀的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何况经学者考证可知，当今世界上一切书面考试，都可溯源于中国，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关系17。将科举考试制度视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种贡献，应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在欧美各国借鉴科举制以健全其选官制度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则毅然将科举制连同脑后的辫子一起掷进历史垃圾堆；这仍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制的消亡，在于其负载的内容，而非制度本身。中国人在抛弃其陈腐内容的同时，依然保存了该制度的合理成分。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精神实质，以及源于“有教无类”思想的民主性精华，在新式教育中始终未被遗弃。如今的高考制度乃至公务员招聘考试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华优良考试传统的延续；而科举考试则是这一优良传统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今天重要考试中所采用的“弥封卷”制度，即是科举时代的遗制。
仍然回到范进话题上来。尽管吴敬梓拿范进作为反面典型，对科举制发出无情嘲弄，但我们仍能从范进身上看到科举制的某些长处：范进是一介平民，沉抑于社会底层。从经济上看，一家人挣扎在饥饿线上，自然无力以金钱铺垫仕进之路；从政治背景看，范进又没有任何有势力的“后门”关系；其最为“有头有脸”的亲戚，不过是个市井屠户！范进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人能提携他、引荐他、为他叩响富贵之门。正是这么个无钱无势的平民文士，几乎完全凭藉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登上权力之阶。——至少在范进这里，科举制显示了它的公平与公正。而在此之前，范进也正是从周进、李进、张进等无数活生生的现实例子中，得到科举制的郑重承诺，并从中获取了锲而不舍的信心和勇气。
吴敬梓不愧是具有现实主义创作风范的文学巨匠，他在嘲弄科举制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展示了科举制的另一面。他笔下的讽刺巨著《儒林外史》，主旨深邃、内涵丰厚，永远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五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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