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会

现代读者对科举制的感性认识，多半来自《儒林外史》一类古代通俗小说。“范进中举”等片断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几十年不变的保留篇目。读过这篇课文的中学生，累积起来数以亿计。由此形成的庞大认知群体，代代相衔地接受着一成不变的价值判断：科举制是一种扼杀人才、制造废物的糟糕制度，范进便是深受其害的士人典型。

不错，抨击科举制弊端，正是《儒林外史》的主旨之一；而“范进中举”一节，更是集中体现了科举制对士人心灵的扭曲与戗害。范进把大半生精力耗费在科举追求中，科举使他变得思想麻木、精神萎顿。除了“起承转合”、“子曰”“诗云”，他几乎别无所知、别无所能。他迷失了自我，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靠嗟来之食养家糊口。经历了数不清的希望与失望，参加科考已成为范进年复一年的机械行动。

然而就在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之时，命运之神猝然光顾。他不但一夜之间进了学，接着又一步登天变为举人“老爷”！这个习惯了失败的可怜虫，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成功的刺激，竟至发了疯，“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读者从他那喜极而狂的外在表现，正可透视其狭隘内心此刻掀起的感情风暴；进而体味在漫长的挣扎与等待中，范进曾忍受了怎样的屈辱与熬煎，经历了何等的痛苦和绝望！不用说，令这颗心失去常态、扭曲变形的，正是科举制度。

不过，当我们掩卷而思时，是否也曾产生过别样感慨：在这个可笑、可悲的小人物身上，不是也潜藏着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吗？范进登场时，年已五十开外，自述“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在漫长而坎坷的仕进之路上，他艰苦跋涉了大半辈子；尽管有种无收，却始终不曾放弃。想一想几十年来他所承受的沉重生活压力，想一想几十年间充斥耳边的讥笑挖苦、抱怨申斥，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执著，哪怕这份执著已染有麻木的症候。——有些时候，追求者的目标可能并不伟大，从旁观者看来，甚至有点渺小卑琐、微不足道。然而追寻者在求索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一个坚持参考二十余次的老考生，正如运动场上跑在最后却不肯轻言放弃的运动员。其可敬之处，正体现在那追求的过程中。

其实，读者大多没有注意到，范进的可笑之态，多半是从书中人物的眼中映射出来的。作者吴敬梓本人则保持着一贯的冷眼旁观态度，对人物、故事作着客观的（或貌似客观的）描述，尽量不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然而当我们摆脱看客的视角，设身处地站在范进的立场来体味这一切，便不难体会这段喜剧文字中的悲剧内涵：在更深的层面上，作者对范进并非一味嘲弄讥讽，还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当然，假如读者甘愿降低身份，硬要与胡屠户之流挨肩擦背、一同观赏这出闹剧，那也悉从尊便。不过他们此刻很可能已堕入作者彀中：吴敬梓那枝锋利的刀笔向来是双刃的，在“范进中举”中，这枝笔对炎凉世态的嘲弄，远比对范进的讥讽来得犀利而尖刻！

对“范进中举”作进一步思考，人们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范进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到底源于何处？一般认为，是源于科举及第后境遇改善、鸡犬飞升的前景诱惑。那么，又有谁向范进保证过，他的努力一定能开花结果；他辛勤浇灌的科举果实，一定不会被权势与金钱所篡夺？假如范进耳闻目睹的多是此类事件，他无疑会灰心丧气、知难而退；除非有人与他签订了一纸无形的契约，使他对“游戏规则”的公平性深信不疑。——事实上，与他签订契约的，正是科举制本身。

从历史的高度审视，科举制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中国封建时代行之有效的官吏选拔制度。这项制度虽然孳生于帝王专制的封建土壤中，却始终蕴含着民主因素，带有挑战人治的性质。科举制的灵魂，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哪怕世代贫寒，没有任何权势背景，只要他具有一定的才智优势，又肯按科举的要求砥砺学问，科举之门便永远向他敞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正面解读这首《神童诗》，它所宣示的“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积极的、进步的。也正因如此，科举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政权管理人才。它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臣的黜陟之权，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积极性。

然而像任何一种好的制度一样，科举制在长达千余年的运作中，不可避免地衍生出种种弊端：狭隘的考核范围，束缚人思想的条条框框，有眼无珠的考官，伴随制度而来的种种舞弊徇私活动，都越来越深地锈蚀着这一公平竞争机制的机体。但无可否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虽然历经挑战，却始终未遭大的破坏；通过科举制的严格筛选而跻身国家管理层的文士，毕竟精英多于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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