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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直到明代，科举作为士人进身的惟一途径，仍具有神圣地位。甚至后世最受訾议的八股文（亦即时文，又有八比、制艺、制义等名称），名声也还不坏。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启蒙家李贽，曾大胆挑战六经、孔孟，却并不反对科举时文。他将“今之举子业”与《西厢记》《水浒传》并举，誉为“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古今至文 ”1。他还在《时文后序》中称颂说，时文不但能“取士”，而且能“行远”2。此外，明后期进步文学家袁宏道，也在《时文叙》3《诸大家时文序》4中把八股定位于可以“得隽”、“观才”、“观时”的文字，肯定其价值，并谆谆嘱咐外甥要熟读“坊刻时文”5。
八股文之形成，最早可溯源于北宋王安石、苏辙诸家的“经义”；至明初初具雏形，于弘治以后逐渐定型。尽管在其发展后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缺陷，如形式繁苛、辞多滥调、束缚作者思想等等；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在训练人的思维能力（如思维的多向性与缜密性）及表达技巧等方面，就有着独特的功效。6在考察一个人的才智与能力时，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假如一种文体在国家选贤举能的重典中维持主导地位长达五六百年之久，我们在评价它时，一定要格外审慎，认真考索其所以存在的价值与道理；而不宜简单粗暴地一笔抹煞。否则，便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心智水平及判断能力的低估与否定。
诚然，在明代，对八股文表示不满的也不乏其人。与李贽、袁宏道同时代的戏曲家汤显祖，便是其中一位。他自己写得一手好时文，也曾编过时文选、写过选本序言之类7；但他对时文颇有微辞，自言从隆庆四年（1570）到万历十年（1583）间，自己所做“制义”尚不足十篇8。他还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9等文中指斥时文窒息“灵性”。——汤氏是才情富赡的大文学家，以标举文采、轻忽格律著称。他的思维方式、创作风格，决定了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他批评八股文，除了不满时文的种种弊端之外，显然也有其个性原因。
明后期对八股文提出批评的进步学者还有一些，但他们的批判，大都没有上升到直接否定科举制的高度。而文化界对科举制的公然批判，似应肇始于明清之际那场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知识界目睹了经科举筛选的明末官场“精英”们误国误民的丑恶嘴脸，又发现科举制在“新朝”统治者手中已变成牢笼汉族知识分子的工具；于是亡国之思、民族之恨聚焦于科举制，在汉族知识分子良心上引发了强烈的反感。在反思明亡教训时，科举成为人们猛烈攻击的靶子；加之清初接连出现的科场舞弊案，进一步败坏了科举制的声誉，科举制的神圣地位，也便在这场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发生动摇；社会上下对科举制普遍嘲弄与轻亵的空气，也由此酿成。
也正是在这种弥漫于文化界的批判空气中，清代前期的《鸳鸯针》《钧天乐》《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及其后的《红楼梦》等小说戏曲作品10，都不约而同地向科举制发难。不过笔者倒认为，今人阅读这些作品时，正无须过分拔高作者，把他们捧为先知先觉的思想先驱、科举制的掘墓人。——他们的作品，不过是一种社会思潮的红蓝试纸，反映着那一时代文人对科举弊端的普遍看法。有些作者的批判态度，恐怕也并不十分认真。例如《红楼梦》中宝玉讥刺八股文“诓功名、混饭吃”的那段著名论说11，大约不是曹雪芹的笔墨，倒有可能出自续写者高鹗之手。高鹗续写《红楼梦》时已是举人；书成后四年又中了进士12。这位热衷的举子对科举时文的批判，显然是口是心非、人云亦云的；甚至有一点“赶时髦”的味道，也说不定。相比之下，倒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批判来得更为激切、深刻。
现代读者应当注意的另一点是，吴敬梓、蒲松龄等人对科举的批判，都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伴随着个人的牢骚愤懑与自嘲，嬉笑怒骂、肆口而发。其思想的敏锐性、艺术的形象性以及文字的生动性，固然允称上乘；然若以此当做科举制的盖棺之论，则显然缺乏俯瞰高度及理性深度。面对科举制这一复杂而庞大的社会机制，吴、蒲等人不过是从特定角度作出局部写照而已。文艺作品可以反映社会思潮、宣泄作家情绪、左右世情物议；然而站在历史高度、准确评价某种重大社会机制的历史作用及功过，进而提出改造的方向乃至方案，则非文学家所能胜任。应该说，直至《儒林外史》时代，科举制仍是当时社会惟一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其作用也仍是无可替代的。
不过由吴敬梓、蒲松龄这些天才漫画家所勾勒的极富夸张意味的科举讽刺画，却给后世读者留下镂金刻石般的深刻印象。近现代的批评家对科举制的认识，往往便是从“范进中举”一类小说关目开始的。这种批判作为过去某一历史阶段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左”记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也始终没能超越吴敬梓、蒲松龄的思想深度和批判水平。此外，不少批评者其实对科举制、八股文一无所知；不过是用人云亦云的谩骂，代替严肃的文化反思。此种恶劣的文风，似乎比八股泛滥更为可怕。
那么当吴敬梓等人对科举制发出声讨时，外部世界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呢？ 随着明末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封闭的中国开始了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一时间，欧洲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极大兴趣。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都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卢梭就曾把中国誉为“亚洲一个由可敬的文人学者占据国家高官显职的庞然大国。”13这种认识，显然已涉及到科举取士制度。一位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在一封给红衣主教的信中，明确肯定了科举制的优越与进步。他写道：“（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以及其他人一样地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如果他们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美德和才智，那么不管他们所继承的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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