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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与《范进中举》之比较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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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和范进都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受封建文化毒害的读书人、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者、不会营生的牺牲品。但作为典型形象，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就从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制度入手，对《孔乙己》和《范进中举》做比较赏析。
一、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
“学而优则仕”规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科举”则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鸿沟，越过了这道鸿沟，则顷刻风光无限，终生荣华富贵。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代，中举带来天壤之别的变化着实令人羡慕和神往。
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以下各朝，或继承，或变化，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制度。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就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测试的主要内容是经义，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题目和写作的方式有一定格式。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二、孔乙己与范进的性格比较
孔乙己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苦读半生，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掉了年华，落到即将求乞的境地。他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在人们面前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只有触到他灵魂深处的疮疤“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才立刻颓唐不安。在长期封建教育的熏陶中，他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一样，养成懒惰的恶习，不会营生。为生计，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即使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他还要用手慢慢地走到酒店去喝酒。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孔乙己却能在瞒和骗中偷生，自欺欺人，以别人难懂的之乎者也为自己遮丑，显示自己的学问，并以腿是“跌断”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封建科举制度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然而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悟，始终不明白自己穷困落魄终生的原因。这正是他性格中最可悲的东西。作者用无情嘲讽的笔触，通过对孔乙己思想性格的刻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然而，作者在批判他封建意识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特别是写到他教“我”识字、给孩子分茴香豆、从不拖欠酒钱等情节，一再表现他的心地善良，从而更激起读者对迫害他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愤恨。
范进生活在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清朝初年，封建制度充分发展，长达千年的科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全社会都沉浸在“科考热”中，所以在胡屠户的眼中，张乡绅是天上的文曲星，在众人的眼里中举后喜极而疯的范进患的是富贵病，没有一个人敢说它是疯子。中举的毒瘤漫及各个阶层，成为不治顽症，所以他的疯本不足为怪。 他出身低微，既贫且寒，穷得揭不开锅，借钱赶考不成，反遭胡屠户的一顿臭骂。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读书是他惟一通达“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独木桥。所以，读书几十载，久经科场，却痴心不改。和社会的大风气一样，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茅棚生辉。所以，中举成了他唯一的心思。 由于四体不勤，鄙视劳动，范进不会营生。中举前的范进懦弱猥琐，甘蒙屈辱，一脸自卑自贱的奴才相。其命运戏剧性地改变，邻居飞跑到集市报信，他将信将疑。回到家，耳闻目睹之后，乐极生悲，“一跤跌倒”，“不省人事”，等几口水灌将过来，又拍又笑，又跑又跳，喜极而疯。几十年的怨气，在这一刻中爆发。然而范进毕竟是一根老油条，张乡绅攀附道贺，他拿腔作调，说什么“久仰”，道什么“晚生”，还胡诌出个“幸得出老先生门下”。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他学识未长，却熏染出了世故圆滑的恶浊之气。范进的言行极富个性化色彩，但透射出丝丝悲凉阴沉的气氛，有如地狱鬼声。纵观他的悲喜剧，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灵魂扭曲的读书人正举着科举大旗，在众人的蛊感下跳着变形的原始人舞。范进从二十岁开始便“矢志不渝”，虽屡试屡败，却屡败屡试，死不甘心，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让胡屠户刮目相看，让众邻居忙前忙后，备受敬重。以前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成了精神领袖。范进的一生，没有过多的精神负债，可以说他“单纯”得固执。他可以不顾家，不顾众人的颜面，当一辈子的老童生，他只在乎一件事——中举。一旦中举，他老谋深算，伶牙俐齿，一切应酬自如，再也不是以前点头哈腰，半晌放不出个屁来的范进。
（一） 落魄的童生和疯癫的举人
1、清高和自卑的比较
孔乙己虽然未曾进学，却颇有几分清高，喜欢孤芳自赏。虽然饿得脸色青白，却始终不肯脱下又破又脏的长衫，对自己认识几个无用的废字沾沾自喜，甚至以自己是个读书人而自命不凡，别人取笑他时，他还要强辩几句：“你怎么这么凭空污人清白……”，当别人问他“当真认识字么？”他却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这些，都为以后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埋下了伏笔。同时，他还固守“君子固穷”的道德理念。
而范进却懦弱猥琐，甘受屈辱，自卑自贱。他惧怕胡屠夫，无端遭受辱骂，却连连说道：“岳父见教的是”。在向胡屠夫借盘缠时，被胡屠夫一口淬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却只能忍气吞声、卑怯畏缩。范进的自卑自贱的性格在随着他考中举人的进程中逐渐减弱，这也只是针对胡屠夫、众邻居等一切地位比他低的人而言。我们可以推断，在高官面前，范进仍然会是一副卑怯畏缩的奴才嘴脸。
孔乙己的清高使他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把自己的缺点当作宝贝，并固守不变，最终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而范进则只记住了八股文章，并钻入了牛角尖中，在自卑自贱中苟喘，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腐儒的代名词。
2、迂腐和圆滑的对比
孔乙己是迂腐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话语之中。孔乙己的语言很有特色，动辄之乎者也。在给小孩子们分茴香豆时，他有一句经典的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陈腐的语言便是迂腐性格的表现。孔乙己抱着过时的陈腐观念不放，生活在一个激昂不安却已前进的社会里，难免不会显出他的迂腐可笑。孔乙己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抱残守缺的形象。
与之相对的范进却表现出了圆滑的性格，范进的这一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与张乡绅的交往中。当范进中举之后，张乡绅前来攀附，说了这么一番话：“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的回答是：“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其实范进明智张乡绅的攀附之词是无稽之谈，却以一句“幸得出老先生门下”给予了认同。这正是范进世故圆滑的表现。
孔乙己的迂腐是腐朽理念的表现，也是自抬身份的行为。而从范进的圆滑中可见他城府颇深，谙熟官场陋习。
3、善良和虚伪的对比
孔乙己虽然有诸多缺点，然而这个人的性格却有善良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给孩子们分茴香豆这一情节中看得出来。对于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仍然从自己的碗中分出不多的一部分茴香豆，如果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绝难有这样的行为。另外，他教小伙计写字也是出于真心实意。
范进的表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当范进在胡屠夫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不会要他接济，却说了这么一句话：“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这就充分说明范进是虚伪的、狡诈的。这一性格仍然贯穿他的一生。在他母亲死后，一次与张乡绅到高要县打秋风，在宴席上不肯用银镶杯箸，以证明他对母亲的“孝顺”，却在燕窝碗里拣出一个大虾元仁子送到嘴里。这恰恰说明他是虚伪的。
孔乙己的善良为自己赢得了同情，而范进的虚伪则招来了指责。
4、自我安慰和脆弱神经的对比
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而又可怜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正确认识自己。他的穷困潦倒，正是他精神无所寄托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他只能退回到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中去，并在盲目的自命不凡和别人的取笑声中自我解嘲，释放心灵深处的压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自我否定，也是自我价值的彻底崩溃后的结果。
范进在科举考试中屡考屡败，心灵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考试失败一次，压力就膨胀一倍，一旦侥幸成功，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了他的神经，当下意识的痛苦一旦解脱，他就完全失掉全部精神。才会出现那种疯癫的状态。这说明范进的神经是脆弱的，精神是麻木的。
孔乙己和范进是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这与两个人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二）主顾的凉薄与市侩的狂迷
两文都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这是不需质疑的。这也与作者的观念有关。同时，两文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进行了批判，但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1、 挖劣根性和批科举制的区别
在主题方面，《孔乙己》倾向于对国民劣根性和社会的冷漠的批判。而《范进中举》则侧重于批判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
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能够挖出国民的劣根性，并就造成社会病态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以达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孔乙己》只是借用了一个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来作为主人公，以阐发他的小说的一贯主题。孔乙己的人生经历离不开笑。短衣帮的笑，掌柜的笑，小孩的笑。在这些笑声中，孔乙己一步步地与人们疏远，他走向了孤独。他也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没有人让他这么做，就连小伙计也在虐杀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孔乙己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社会啊！人与人之间又是多么冷漠！
《范进中举》则主要批判封建科举制度。整部《儒林外史》都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风尚的。同时，吴敬梓又是一个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热衷科名的人。在各方面都为小说的主题确定方向：“批判封建科举制度。”
2、 主顾的哄笑和胡屠夫的滑稽
在《孔乙己》一文中，作者多次写到哄笑。孔乙己在哄笑声中出场，又在哄笑声中死去。孔乙己的存在只是起到使“店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的作用。“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咸亨酒店里的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正是鲁迅所针砭的病态社会的毒瘤。当孔乙己不知去向时，掌柜的只记得“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的债务，而没有人去关心孔乙己。孔乙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作者对病态社会异化了的人们对不幸者无动于衷的凉薄进行了解剖。
胡屠夫对范进的态度在范进中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胡屠夫前倨后恭的态度以及邻居对范进态度的改变说明了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功名富贵。作者不惜以讽刺的笔触来进行刻画，就是为了达到批判的目的。
所以说从主顾和胡屠夫等次要人物的态度上同样可以判断出文章的主旨。
3、 一根棍子和一个巴掌
孔乙己终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成了被取笑的材料。且不说丁举人如何歹毒，只要看一看人们的势利眼，你便会明白鲁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了。
一根棍子打折了孔乙己的腿，将他送进了坟墓。然而，一个巴掌打醒了疯癫的范进，将他推向了富贵的宝座。范进发疯是有意安排的。他让中举的范进跌进塘中，披散头发，一个新中的举人老爷变得一身淋漓，两手黄泥。作者让他吃尽苦头，出尽洋相，仍不解恨，再安排胡屠夫用他油腻的巴掌狠抽一个嘴巴，方才醒来。这同时说明作者讨厌科举，让中了举的范进丑态百出，其目的在于讽刺范进之类的读书人，在于批判封建科举制度。
孔乙己和范进都信奉封建礼教，遵循科举考试，两个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一个是落魄的童生，一个是疯癫的举人；一个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成为人们哄笑的对象，一个享受荣华富贵，成了高高在上的老爷。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都是社会悲剧的产儿。可悲在于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脱离了本我，失去了自我。
三、《范进中举》与《孔乙己》比较赏析
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同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对社会的摆布同样软弱无力，都迂腐至极，不会“营生”，没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性自我；所不同的是，范进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而孔乙己直到临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着”。两篇作品除主要人物外，还从人与人的关系无情剖析了社会的病态。
范进家的众邻居，在他中举的消息传开后，送鸡送米送酒，出主意想办法为他治疯，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态度也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孔乙己周围的酒客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笑料，何哉？从范进的众邻居和胡屠户的态度变化中，可以窥见当时整个社会热衷功名富贵、趋炎附势、庸俗市侩的世态人情，就不难明白范进为什么三十多年醉心于科举考试，一朝侥幸中举竟至于发疯。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咸亨酒店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是另一种灵魂的枯死，是群体的无痛苦。阔人的凶狠，穷人的麻木，正是全社会对孔乙己的步步紧逼，把孔乙己推上了死路，这就是社会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灵魂的麻木正是鲁迅竭尽毕生精力去鞭挞的。
胡屠户和酒客掌柜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艺术形象，胡屠户打耳光的滑稽表演与掌柜在粉板上写下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吴敬梓用胡屠户前倨后恭的强烈对比来嘲讽整个趋炎附势的丑恶社会；鲁迅则以掌柜对十九个钱的念叨来解剖病态社会被异化的人们对不幸者无动于衷、甚至于“在伤口上洒把盐”的人情淡薄。
两位作家分别给他们笔下的人物以不同的归宿，各有其用意所在：吴敬梓以范进中举的丑态和其它众人的狂迷批判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鲁迅之所以让孔乙己拖着断腿走向坟墓，而不让他中举，不让他变为丁举人之流的吃人者，为的是无情揭露整个人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爬上去的吃人，爬不上去的被人吃”，或者说，要么在福禄中生，要么在困顿中死，孔乙己的死是一个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怒斥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的这一主题，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已经有过深刻的反映。
夸张的变形和白描的勾勒，这是两文在写法上的区别。吴敬梓如一漫画家，几笔粗线条的变形写意，信手涂抹出人物令人作呕的脸谱，如写胡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出去了”，写范进“头发都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鲁迅则如一雕刻家，对孔乙己作的是多层次的精细的雕刻，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凸现的是人物可憎可哀的神韵。文中“十几层地狱”的笑谈，“洗下半盆猪油”的戏谑，无不体现出艺术放大式的夸张；而咸亨酒店掌柜与酒客不紧不慢的问话，也显示出鲁迅自然圆熟的技巧。又如孔乙己给酒钱时的一“排”一“摸”，如两个令人回味的慢镜头，引起的是观众对孔乙己悲剧一生的深沉思索；胡屠户接银两时的一“攥”一“舒”一“缩”一“揣”，则如几个快镜头，痛快淋漓，加强了讽刺效果。
同时，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笑”，即周围人对主人公的笑。应该说周围人对两位读书人的笑不尽相同，人们对范进的笑集中于一次完成，那就是对范进“发疯”时的滑稽相忍不住的笑。咸亨酒店的酒客和掌柜对孔乙己的笑却是漫长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笑他不能进学——笑他偷——笑他被打折了腿，这“笑”犹如一柄无形的锐利武器逼得孔乙己步步溃退，狼狈不堪，直至死亡。这是含泪的笑。
范进和孔乙己同为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孔乙己麻木迂腐的性格之中兼有清高傲气，偷窃懒惰的恶习之外不乏善良正直；而范进显得猥琐懦弱兼具圆滑世故。在范进的脸谱上，可贴一“丑”字；孔乙己的灵魂深处，渗透出几缕“悲”。两位作家，都奋笔抨击黑暗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吴敬梓的笔触鞭挞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病态社会。吴敬梓用夸张变形的笔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假丑恶，读来酣畅淋漓；鲁迅运用令人叹服的白描手法，对病态社会的根源，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读来沉郁含蓄。
四、两个形象的典型意义何在
俄国19世纪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何谓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人物描写：在他身上包括了很多人，包括了那体现同一概念的一整个范畴的人们。” 清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曾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里说的前三类人都是小说作者所批判的对象。
范进大概可以归入闲斋老人说的“下人”一类。“下人者”，对人低三下四之谓也，更确切地说，就是对来自周围人们的侮辱、轻蔑和嘲笑都默默接受了，不敢有丝毫的反抗。范进的“下人”，确实“下”得出奇。例如，在他中了秀才之后，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他居然“唯唯连声”，不作辩解；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也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如此“下人”，简直到了麻木的地步!真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对胡屠户如此，对其他人也如此。
范进这种性格是在他三十多年场屋困顿的生涯中形成的。三十多年来，他怀着对功名的热切期望不断地应试，不断地失败，除了周围人们的轻蔑和嘲弄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终于考上了秀才，可是人们都认为，是宗师怜悯他，“舍与”的。他几乎陷入了绝境，当邻居到集上寻他，告诉他已经中举的喜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反映。
范进正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个热衷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科举制度的殉道者。他大半生穷困潦倒，到54岁才考进秀才。中举前，穷得揭不开锅，没有人借米周济他。他地位卑微，受人歧视，岳父可以任意辱骂他。中举前的生活状态是：“这十几年，不知猪油也曾吃过两三回”，“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几句话写尽了范进家境的贫寒；而胡屠户对他的轻侮中更凸现他社会地位低下，面对屠户的训骂，他竟然“唯唯连声”。在这种情形下，他仍偷偷赴试，更表现出他对功名的疯狂追求。
孔乙己的性格鲜明，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孔乙己》一文中，孔乙己是个自命清高、心灵创伤、思想迂腐、心地善良的一个人。突出孔乙己这一被损害被摧残的典型形象。现在谁都知道孔乙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其实这一悲剧人物是经过分析、概括得出的最后结论，而在小说中，孔乙己却几乎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所谓孔乙己形象的喜剧性，更多的表现为滑稽。滑稽的内涵也有多种层次，而孔乙己的滑稽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语言、行动与外界环境的极不协调。本来是社会地位的低下，生活状况的穷困，但却不能审时度势，缺乏自知之明，总是笨拙地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掩盖自身的缺陷和丑陋之处，结果总是欲盖弥彰，显得极为滑稽可笑。
孔乙己不是恶人，但是封建科举制度制造的一个废人，他的思想早已被腐朽没落的孔孟之道塑造并定型了，他整日所思所想的不外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等，即使是在科举之路彻底断绝的情况下，也还极力保持着这种迂腐的思想，陈旧的生存方式，在心理上还认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这种有意的炫耀，反而更充分表现了自身的荒谬性，暴露出内心的空虚与无望。……作为实体的孔乙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又无生活技能的人，早已与短衣帮为伍，但作为精神上的孔乙己又是始终看不起劳动人民并不甘心与他们为伍的。封建科举制度无情摧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然而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悟，始终不明白自己穷困落魄的原因。而孔乙己极“恳切”地教“我”识字，给孩子们分茴香豆、从不拖欠咸亨酒店的酒钱，这些都表明了孔乙己身上闪光的一面———正直、善良和厚道的可贵品格。
鲁迅先生对这篇自己颇为喜爱的小说，无意同情孔乙己性格中的善良，至死也没有将带有侮辱性的“孔乙己”从粉板上拭去。这就告诉我们，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在揭露和控诉封建制度是怎样地残害扭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罪恶的同时，对孔乙己的迂腐、自视清高的性格及爱慕虚荣好吃懒做的恶习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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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范进中举,吴敬梓,孔乙己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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