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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诃德》以喜剧的手法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自身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
《堂•吉诃德》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认识并不相同。尽管塞万提斯的本意是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而且在《堂•吉诃德》发表后，骑士小说也真的奇迹般地销声匿迹了。但是书中展现出的广阔的社会画面和流溢出的丰富的思想，远远不是出自要扫除骑士小说这么一个简单的动机。
“大战风车”是小说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之一。尽管只是一个片断，但把堂•吉诃德荒唐可笑、维护正义、疾恶如仇等特点表现得十分鲜明。
从这个片断，我们可以看出堂•吉诃德既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家，又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他的行为是荒唐可笑的，但表现出的是一个战士的精神，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是真理的捍卫者。
堂•吉诃德是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矛盾复杂、具有人类普遍性格的典型人物。
作者通过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的可怜遭遇，给游侠骑士画了一幅漫画像，告诉人们，阅读骑士小说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恶果。你看，明明是磨房的风车，他却认为是三头六臂的巨人，于是便催骡提矛舍命冲去，结果被掀倒在地不能动弹。即使这样狼狈不堪，当侍从桑丘跑来再一次告诉他这不是巨人而是风车时，他仍辩解说，这是魔法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这种被骑士小说弄得神魂颠倒、荒唐可笑的秉性是作者赋予堂•吉诃德的最直接的含义。
与这种讽刺相对照的是，作者对堂•吉诃德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美好的感情。透过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件荒唐事，人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他冲向羊群、戳破酒囊、与风车搏斗，是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社会的丑恶势力。而他的骑士职责便是要争得民主自由平等，并随时准备为理想去赴汤蹈火。这时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已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为了美好的理想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的勇敢斗士了。他发表的关于自由、美德、人的意志的言论是那么有条有理、铿锵有力，他对人类美好的未来具有那么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的身上体现出人类最普遍、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感情。这是作者赋予堂•吉诃德的深沉含义。
姑且不论他在当时情况下仍然想当骑士的荒唐想法，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决不退缩的非凡毅力，以及捍卫真理和正义的勇气和行动，着实让人敬佩。
当他被巨人打得遍体鳞伤后，还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认为是魔术师和他作对，剥夺他胜利的光荣，然后很有信心的补充一句“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的这把剑的光芒”。
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正是幻想家和战士的组合，才有了说不尽的《堂•吉诃德》。小说正是通过看似荒唐而不可信的情节表现了人物的丰满而鲜明的个性特征。
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的悲剧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夸张与讽刺是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法
夸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夸张人物形象的特征，像别里夫这样整天躲在“套子”里的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二是夸张人物的作用，说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连“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大家什么都不敢干。这些夸张是作者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别里科夫是众多“套中人”的典型代表，而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种种专制压迫的结果。
讽刺也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通过对别里科夫性格行为的夸张，嘲讽了“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
二是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这便是绝妙的讽刺。
一觉醒来成甲虫的格里高尔
小说主要采用了荒诞、变形和写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
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变形记》用心理描写的方法刻画格里高尔这个人物。
格里高尔过去的生活、变甲虫后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都是通过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
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但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人的理解和接受的心理。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
《变形记》的内在主线就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心理——情感流动的过程，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内心感受和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主体。小说用内心独白、回忆、联想、幻想等手法，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不断地回忆、联想过去和今后的事情，不时由于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幻想、幻觉，并且在自由联想中经常出现时空倒错、逻辑混乱、思维跳跃等，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征。
高松年与方鸿渐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懦弱、虚荣、爱面子，又有一定的正义感，良知未泯，一直在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苦苦挣扎。
方鸿渐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但也坏得不够彻底。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
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他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小说在对比描写中表现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高松年自食其言，又不肯承担责任，撒谎说他先已给方鸿渐写信讲明白了这件事情。相对单纯的方鸿渐，对于自己没有接到的这封“信”，除了睁大眼睛之外，别无话讲，只得自责“自己真是神经过敏”，可见其不是一个苛求别人的人，他既替朋友着想，又把高松年想得太好，和撒了谎却气壮如牛的高松年比，他显得涉世不深，对人心难测料想也还不够。两个人物，一个老奸巨猾，一个老实无用，两相对照，性格鲜明。
《围城》具有高明的讽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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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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