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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资格。
2002年9月12日晚上8时40分，她拨打110，举报同在车庄村小学做老师的王富荣强奸了至少8名女学生。
2003年9月1日，她被学校以“不需要临时代课老师”为由清退回家。理由的出处来自一份教育局关于“清理教师队伍”的文件，而该文件早在2002年6月就已经下发执行，文件明确规定“学前班的老师不属于清退对象”。可一直教学前班的贺照兰还是在举报事发后1年被蹊跷地清退了。
2004年1月4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曝光了这一案件。1月7日，深圳市大海装饰有限公司的老总高峰看过节目后叫人带信给贺照兰，让她全家搬去深圳，“县里不安排工作，我们来安排。”
这样的传真发到了县教育局，教育局马上挽留贺照兰，并和县职业中学就她的工作进行了沟通。
后悔放弃“深圳机会”
贺照兰至今还保留着高峰给她写的信：“非常感谢您勇敢地为社会剔除了一个坏蛋，对您的遭遇我们特别关注，同时热情邀您和您的丈夫一起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因为感觉到高峰的真心实意，1月13日她还是瞒着县里去了深圳。
公司当天就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拉着“向贺老师学习向贺老师致敬”的横幅。“但是我在他的公司里看到职员们都很年轻，我年纪这么大了，又不会英语，又不会电脑。我对高峰说，我不能给你创造什么财富，来你这里能做什么呢？高峰说，可以做仓库保管员，月薪1500元。”但她呆了两天后还是决定回白水，“因为县里已经安排了工作，我要是去了深圳，别人肯定会觉得照兰是被白水县给逼走的，对白水县的形象不好。”
“想不到回来还是听到那些闲言碎语，有人现在还常说，我这个人太坏了，把别人给举报了。就连我的好朋友都说，这些被糟蹋的学生里又没有你的孩子，去抱什么不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不兴这个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贺照兰坐在床头边，台灯的光打在她的脸上，她哭了，她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去深圳。这种后悔多少有些让人惊讶。“真的很后悔。要是留在深圳至少心情会好很多，换个环境换口气，而且这个工作我也一定能够干好。你回头要是跟高峰碰上了，问问他最近怎么不和我联系了？”
3月15日，正在住院的高峰告诉记者，他专门派了秘书与贺照兰联系。“我还替她算过了，她在深圳退休后没法获得社保，而在陕西，县教育局的人已经对我保证一定会给她所有的福利，所以我觉得她还是留在陕西那边更好。我已经承诺贺照兰，不管她的女儿是否能考进高中，都可以到我公司来上班。”
怀念在车庄村小学的日子
现在贺照兰每个月的收入是530元，比原先在车庄村小学每个月80元的工资高了不少，但是她并不在乎这个。
“在车庄村小学，每天放学了，我就留下来和学生们一起打扫卫生。我自己的热水瓶和喝水缸一直都放在教室里，不管哪个年级的孩子口渴了都能到我这里来喝水。学校里没有音乐老师，我虽然不是很精通，主要教学前班的孩子，但我还是很用心地教每个年级的音乐课，孩子们很喜欢，所以和学生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这大概也是被糟蹋的孩子们为什么愿意把事情真相只说给我听的缘故。”贺照兰现在很怀念在车庄村小学的日子。
2003年9月，她被学校“清退”之后，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县里幼儿园的一个老师生了孩子，让她去做保姆，一个月150元，贺照兰同意了，她想彻底忘记那件事，想忘记学校。“那个孩子很可爱、很漂亮，我看到他真的会忘记曾发生的一切。”只有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才会想起那些学生，回家前她在县城里买些桔子和其他吃的，学生来看望的时候，她可以用来招待。
今年1月以后，她被安排在县职业中学工作，但并不教书，“只是在办公室里负责考勤、干些杂务，我知道自己只能教小学里的孩子，在这所高中我根本派不上用场。”她觉得很无聊，甚至认为自己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人。
县教育局的领导对贺照兰说，现在给她安排工作了，应该感激县里才是，但贺照兰说她不想感激。还有人嘱咐她不要再跟任何媒体接触了，应该多树立县里的光辉形象，但贺照兰说她不明白“光靠照兰一个人”怎么树立形象？县里有关领导曾经要她理解当地政府对这件事的判断是会有逐渐认识过程的，她想不明白，“这事一眼就能分清是非，要是你的孩子被人糟蹋了，你还要慢慢认识？”这件事给贺照兰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她始终摆脱不了。
王富荣的阴影 贺照兰的女儿被迫转学
贺照兰要是从县城回家，必定得路过尧禾镇的第一个村——放马村，王富荣的家就在那里。她害怕撞见他的家人，害怕再提到这段往事，所以她宁愿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王富荣的儿子在门公村中学教书，而贺照兰的女儿此前就在那里念初中。她举报王富荣后，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每个星期都得让爱人去看看孩子。去年9月开学的时候，她实在放心不下，还是决定让女儿转学到私立的新华中学读初三。为此，她付出的是女儿每年1350元的学费和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
2003年12月25日中午12时，这是王富荣被执行枪决的时刻，也是贺照兰永远忘不了的一幕。“那时我还在帮那个幼儿园老师带孩子，街上的警笛声响个不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师低声嘱咐我：‘你不要到街上去，今天枪毙王富荣。’从她嘴里我得知前一天晚上，县里专门就处决王富荣开了干部大会。因为执行死刑的权利一般都在市里，县里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件事影响太大，为了教育老师，头一次把死刑下放到县里来执行……我当时抱着孩子流着泪，心里难受极了，总觉得是自己把王富荣害死了。那天我连水都喝不下去。”
“不要胡说，他是你们的老师”
其实，贺照兰和王富荣原是关系非常好的同事。
早在2002年9月10日傍晚(报案前两天)，两个女学生就向贺照兰反映“王富荣欺负女同学的事”。贺照兰还很怀疑：“你们不要胡说，他是你们的老师。”直到2002年9月12日晚上8时，贺照兰送走了8个冒雨来哭诉的女孩，她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跑到里屋，一想起那些女孩就失声痛哭，然后跑到外屋准备报案，刚拿起电话又放下。“我不是在想如果报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在想王富荣的处境——王富荣的妻子是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他还有80多岁的父亲和两个没结婚的儿子，全家都靠他养活。王富荣被抓，肯定就是重罪，如果有个好歹，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
贺照兰在里屋和外屋之间来回跑，思想斗争了足足40分钟，“但是一想到王富荣现在还在教自然、美术、社会等课程，离退休还早得很，再不报案，不知道又有多少孩子要受害，整个学校都要完蛋了。而且即便我不报案，等到这种事‘烂’了，公安局一查，我明知道都不管，也是难逃其责。然后我就下决心拨了110。”
当晚9时，贺照兰听见了警笛声停在家门口车庄村小学附近，然后渐渐远去，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王富荣和他的家人。
“你为我报仇了”
举报后，一名已经结婚的妇女来找贺照兰，这个在1983年被王富荣强奸的受害者哭着对她说：“你为我报仇了。”县里公安局的同志和医院的医生也都很支持她的举动：“你做得对，你救了更多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话很快被更多的抱怨声淹没了，“你让我们的姑娘长大了怎么嫁人！”很多受害者的家长认为她捅了自家的“篓子”。
这些异样的声音让贺照兰觉得这件本该光荣的事却变得很丢人，她不敢上街进城，不敢和熟人主动打招呼，不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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