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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名的dang报不许批评同级dang委的规定。此规定带来了两个逻辑结论：一，报纸只能批评下级部门；二，dang中央不受任何媒体监督和批评。50年过去，此规定依旧有效。这就是中国媒体面临的批评现实。
但是，在新闻的功能中，理应有批评、监督的职能，从读者的需求角度看，也需要报纸对不正之风、腐败问题的曝光和批评，即便不能批评所在地的政府，但是对异地的批评也可以衍射、震慑到所在地的执政机构，异地媒体的报道也能促进所在地的政府改善执政作风等等。
异地监督合理规避了和中国的dang报理论的冲突，也切合了读者的需求，因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南方周末》秉执异地监督的大旗，一枝独秀、锋芒毕露，不仅赢得了荣誉，也赢得了金钱，更形成了中国的媒体批评文化。其后，中国有作为的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华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新闻类杂志（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等）纷纷领略了异地监督的妙处，屡奏异地监督的凯歌。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异地监督的保障，这些媒体——尤其是新闻类杂志，他们的生存空间将备受挤压，业已形成的品质和气质将荡然无存。
然而，异地监督被叫停了！
另外一个政策和经营有关，国家十一部委联手出台文件，治理虚假违规广告。
朋友们见我对这项政策忧心忡忡的样子，都以为我是对这项政策本身有反感，其实不是。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在于过于宽泛的限定，使政策的操作性极差，同时，将认定、查处虚假违规广告的权力都交给工商部门，让我产生极度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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