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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战略任务及其活动范围的宽度，并依当时实际情况而决定的。然而，游击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在有利时机之下，并未放松运动战的争取，求得在运动中比较大量的歼灭敌人，起着转变战役形势的决定作用。如去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11月2日的广阳之战(正太路以南)，今年3月至4月初晋西北粉碎后宫师团黑田旅团进攻之战，4月4日至14日，我晋东南部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之战等，都是运动战的典型。”⑧1940年在纪念抗战三周年时，他又谈到运动战和游击战问题，指出：“在每次战役中，我们实行了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配合作战，使这三种武装力量都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发动和组织了最广泛的游击战争，疲惫和迷惑敌人，造成正规军最后消灭敌人的机会，最后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在正规军中，曾适时地调剂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我们在游击队中，又曾融合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就不断地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壮大了正规军。”⑨这些论述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而且完全符合当时华北抗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后来有人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
抗战开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虽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但是对前方军事将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与运动游击战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军分会的训令是王明回来前就已发表的。
王明回来后，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是不要领导权，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这两次会议在党史上分别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彭德怀参加了十二月会议，并回来作了传达，这是正常的。要说影响，顶多使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六中全会时已加以纠正)，而与运动游击战并无关系。任弼时参加三月会议时，已离开八路军总部，他不同意王明的主张，并且会后即去了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没有追随王明那一套主张；相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既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挂钩的直接“证据”是他在三月会议上提出了“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主张。但王明这里讲的是就全国而言，并不是单指八路军。这个主张并不错，也不是他的意见，恰恰是毛泽东已经提出来的意见。三月会议前，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时局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较具体地阐述了“运动战为主，游击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思想，最后说：“为什么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敌人。所以，现在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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