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

1952年4月13日，朱德和刘伯承在北京香山

　　访谈时间：1983年7月29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长征时是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直属政治处主任，访问时为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二队的学员讲党史。第二队是以四方面军军高级军事干部为主编成的队，朱总专门向这个队讲了党史课。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结合学员们的思想，讲了党的历史，以启发学员们的觉悟。不知当时的讲课提纲和纪录能否找到。当时参加这个队学习的还有张震等同志，必要时请访问他们。
　　（二）长征中同朱总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手段很恶劣，组织人员公开斗争总司令。暗中还怀有杀机。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样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他反复说明：北上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同意南下，不能再举手，我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只能服从一个党中央。无论他们斗得怎么凶，朱总始终坚持原则，不让步。那时有人说，你想北上那你就走吧。朱总说：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是党派来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当时我要求派我去找党中央。朱老总说不能去，因为一离开部队，就很可能被杀害。
　　那时，张国焘实行愚民政策，歧视和迫害知识分子（其实张国焘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带上一个眼镜，那就更糟。有一次，朱总对我说：廖承志无论如何不能被杀害，他将来能起大作用，要想办法救他出来。我问朱总起什么作用？他说：搞统一战线。他的作用别人是代替不了的。他叫我想办法了解廖承志的情况。我和老总都没有同他见过面，不认得他，只知道他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寻找他，打听他的下落。那时我在总部工作，廖不同我们一起。我故意在行军中掉队，越掉越远。这事被张国焘的保卫局的人发现了，就追问我为何掉队，说给你配了一头牲口，你为何掉队，是否别有用心？我回答，走得累了，就是掉队。到阿坝，他们就传讯我，就在保卫局的驻地喇嘛庙二楼。坐着，也没有人找我谈话。远远地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来走去，我以为就是廖承志，后来才知他是罗世文。一个多小时后，就叫我回去了。后来，在炉霍道孚，张琴秋组织文艺活动，当时有李伯钊、廖承志、朱光等。这以后，我就认识了廖承志。每次开大会，廖承志和朱光同志都是记录。廖承志多才多艺，他还会画画，张国焘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不能不用他。后来廖承志终于被保护下来了。那时老总已看到廖承志的作用。
　　（三）朱总善于团结人，爱护人。50年代李伯钊同志被错整，她向朱总诉说自己的苦恼。朱总安慰她：“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伯钊同志听了这句话，很觉安慰。现在还常提起这件事。“文革”中，我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我对老总说：我也成了“走资派”。那时老总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他坦然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他又说，“不要紧，定‘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总不会这样下去的”。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也得到安慰。朱总的话不多，但是一针见血，说到问题的实质。当时还听说要把我们赶出中南海。我问他，他说：有可能的。后来果然把我们赶到广东从化。
　　（四）“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我，要我承认是“走资派”，还要我交待朱总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我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和朱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说，朱总同毛主席一起战斗了几十年。“文革”时期，在江西南昌纪念馆展出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的是毛主席同林彪会师。我说：那个人（指林彪）是谁啊？跟林彪走的人瞪着我，我还是说，那个人是谁？造反派斗争我时，也要我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会师。我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后的部队上井冈山的。”“文革”中，还有人造谣说，成立了个什么党，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朱老总当了主席，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老总看了这个传单，笑了。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五）林彪第一号手令，即所谓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不相信是什么备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
　　（六）朱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他带部队一辈子，对此十分谨慎。他常说，部队是拿枪杆子的，可不能出乱子。他自己组织纪律性很强，并经常教育部属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七）朱总历来是顾全大局的，无论遇到什么委屈，他都泰然自若，不自己懊恼。自上井冈山以来，在党的领导层中，他从来不轻易评论人，有话总在桌面上讲。　　

　　1965年12月，朱总参加上海会议回来后，说话比较少。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当时，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也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说。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中央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通知下发后，我才知道朱总当时忧心忡忡的原因。但是，朱总始终没有同我谈过罗瑞卿同志的事情，他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总这个人很直，只要是党讲的，主席讲的，他坚决去做。但是，要做不通，他也会讲的，一次讲不通，就两次、三次地去讲自己的看法。有时在主席那里讲不通，就到总理，陈云同志那里去讲。总是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才行。
　　“文革”中，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审问我，要我交待所谓“朱德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我说：“我敢保证朱德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问起办公共食堂的事。我说：“他讲的都是实话，公共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还能存在下去吗？”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有一次我随朱总到东北去看了一个农村公共食堂。朱总问一个大队干部，食堂办得怎么样？村干部说，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朱总说：“当时办食堂是你们带头的吗？”他答是。朱总又说：“那你现在能把大家带回去吗？”意思是说，不要办食堂了。到“文革”时，这件事也成了“朱德反对毛主席的罪证”，真是笑话。
　　“文革”前，有人造谣说我和陈琮英、何莲芝、罗屏反对毛主席。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不相信有这个事。”朱总开会回来问我经常和什么人来往，我说同陈琮英等同志谈谈家常话，一是我们之间感情很深，在战争年代的困难环境里，共患难。二是在一起聊聊天，对我精神上也是一种安慰。结果，“文革”中就有人借题发挥，贴出“康克清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中南海造反团还打电话给我，“勒令”我写检查。我说，没有这种事，即使有，也不能给你们写，应该给中央写，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嘛！
　　1966年12月，中南海造反团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造反派围在楼前，高呼着“打倒”“炮轰”的口号，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我看他们这样闹，我也一边喊口号，一边说：“不好的人当然要轰出中南海。”他们一直闹得很晚才散去。
　　1967年1月，朱总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以后每天都要去看大字报。有的人利用一些生活琐事，借题发挥，说“朱德反对毛主席”。例如，有人批他种兰草是“资产阶级情趣”，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庭园中种果树、种菜的指示。”朱总看到这个内容，就说：“种兰草有这个事。”他认为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如果朱总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人们为了美化环境，栽草种花，一定会感到欣慰。朱总对大字报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大字报的内容是我的就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就是谁的。
　　1967年初，妇联的两派都在斗我。朱总曾对我说：“你不要怕，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的。”于是，我每天乘电车到妇联去上班。总司令的话是对的，群众真正了解你了，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尽管当时形势很乱，朱总每周都要出去两三次，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看看工人、农民还生产不生产，看看水稻插上没有，看看果树被毁了没有，他最担心生产受到破坏。后来，有人造谣说朱总是所谓“‘中共（马列）书记’，到处活动”。他对此觉得可笑，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庄稼，看到群众，我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朱总受到批判后，很多活动受到限制，就连亲属来看他，也不准进，让他到西门警卫室去会面，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一号通令”下达时，朱总接到疏散到广东的通知，他问总理：“康克清是否可以和我一起去？”总理回答说：“可以”。朱总告诉我时，我说我还不知道呀。当时，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军代表。我只好去找军代表，他们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让他们给总理打电话，总理办公室答复说可以一起走。这样，我才随同朱总于二十日乘飞机飞往广东。直到1970年7月才回到北京。
　　1975年1月的一天，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和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县一级大多数是好的，群众还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广大群众还是好的。”这些话，我在主席逝世后几天去看叶帅时对他讲过。那是197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将声音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上述朱总对形势的分析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唉，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从叶帅家出来，我又到聂帅家，和聂帅谈了一会儿，叶帅又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事要谈，就告别离开了。
　　朱总对军队的感情是很深的。50年代，他经常去看部队的军工厂，并提出应平战结合。他服从中央的决定，不再担任总司令了。后来，林彪诬蔑他“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朱总曾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他（指林彪）最清楚。”到了“文革”，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军队也参加了武斗，很痛心。他说：“多少年来，我从未看到人民军队用枪、炮打老百姓，飞机可以随便调用，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手里有枪、炮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九大”时，朱总得了气管炎，喘得很厉害。会上，许多人围攻他，逼他作检查。他开会回来，也不说话，只是问我：“你认识吴法宪吗？”我摇头。又问我认识邱会作吗？我又摇头。他有些着急，说：“你怎么不认识呢！”我说：“本来就不认识吗？”他又问我认识不认识李作鹏，我说：“他不是当过你的警卫员吗？”接着，我问朱总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摇着头说：“‘左’得不可收拾哟。”
　　现在挂在我房里的那幅“革命到底”的条幅，是朱总逝世以后，他的侄孙女婿为我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