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军时期的朱德

龚希光

　　1937年9月，朱德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普遍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5月朱德奉召回延安时，华北各地已建立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边、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10余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展了游击战争，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从刚到山西时的3.2万人发展到22万人的正规部队(还不包括各地方的游击队)，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事实已为党中央肯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对华北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重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运动战打得多了，认为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布的训令中的“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违背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如1983年《党史通讯》第3期上发表的严冰的文章《1982年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上)》中就提出：“10月8日《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即训令)这个文件，对于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军以‘运动游击战’为作战方针的提法，确是有原则性错误的。”这种意见一直延续到今。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华北军分会的训令并无问题。引起批评意见的主要是第六部分的一段话：“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这里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其中“运动游击战”、“民族失败主义”和“宿命论”三个提法，尤其是“运动游击战”，受到的批评最多，而批评的“靶子”常常是彭德怀。其实，10月8日军分会训令发布时，彭德怀不在总部，当时他正同周恩来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做统战工作。笔者认为，对“运动游击战”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到底有什么问题呢？10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至于有什么错误，并没有具体说。后来有人就认为错在“运动游击战”的提法上。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这里，毛泽东明确肯定华北军分会指示与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不相冲突”，而错误在于：第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第二，事先未报告中央。关于第二点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当指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代表等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在太原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军分会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好的。至于第一点批评意见，说中央是失败主义，也是有所指的。朱瑞和杨尚昆于1945年3月12日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讲到这个问题。当时在太原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要不要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仗，发生了争论。华北局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另一些领导人则在军分会训令中批评这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还是要在保卫太原中配合友军作战。可见，中央并没有认为华北军分会训令的错误是“运动游击战”问题。
　　事实上，在整风以前，朱德和其他八路军领导人写文章、作报告、发指示，甚至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始终在使用“运动游击战”及“游击运动战”的提法和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主张。仅以1938年为例，4月10日，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朱德、彭德怀电示东路军将领“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4月23日，通报反九路围攻情况时，又提到“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9月7日，朱德在向延安干部作报告时，讲到山西、河北作战“都是运动战与游击战”①；9月14日，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三期战争中友军也学会了打运动战与游击战”；10月25日，朱德在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在华北支持，使全国相信，主要靠群众支持，到处打游击战、运动战。”任弼时在1月13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主张“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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