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朱德和彭德怀（左三）、聂荣臻（右一）、罗瑞卿（左一）、吕正操（左二）在八路军总部。

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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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①的统一战线口号，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联合抗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红军愿意与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个宣言把统战对象从劳动群众扩展到一切抗日军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党这个号召得到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1933年5月，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等人同我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进行作战。同年11月，又有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与国民党中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同红军达成抗日作战协定共同抗日等等，都反应出这一宣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党和红军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朱德，积极参与了这段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上年一月宣言精神，表示工农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并提出了五项抗日主张。同年9月，朱德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遣人员取得联系后，致函陈济棠，请他派代表到瑞金共同协商抗日反蒋的作战计划。同年10月5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去寻部（现名寻乌）同陈济棠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等五项协议。③
　　1935年是我党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我党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出席了这两次重要会议，他和毛泽东等一起，为这两个会议的成功，为实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贡献了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力量。
　　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酝酿着对我国发动一个新的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为了迅速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早日到来，10月26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四十六人联合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希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④12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九名红军将领，又致书蒋介石，要求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免“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⑤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高瞻远瞩，综观全局，科学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朱德参与了这一英明决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基础实现，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尽快的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国共合作，联蒋抗日。1937年2月1日，朱德在接见《红色中华》报社记者时重申“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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