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1日，朱德到机场欢迎来访的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余洪远

每当我忆及往事，就不免要想到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万里长征的情景，那是多么壮观的一种场面！在艰苦卓绝、恶劣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方面要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要克服无人烟地带山高、寒冻、无衣无粮的巨大困难，同时，还要与来自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可以说，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记录了光辉的一页。而其中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斗争的那一幕。在这场斗争中，朱德同志在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挽救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6月底，一天，我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知，说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要路过马尔康，要我准备午饭。当时，我担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迎接中央红军后，负责筹措粮秣，供给中央红军，收容伤病员，以及部队后勤工作。听到朱总要来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一直想着朱总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秘书长和总务科长，他们也很兴奋，都说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朱总。
此前，我曾在江油县中巴购买了点腊肉和酱菜，总务科长把剩下的腊肉都煮了给朱总一行打打牙祭。
午时，朱总在张国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穿着补丁军装，扎着紧紧的皮带和绑腿，显得很精神。朱总一到，伸出双手，笑盈盈地同所有欢迎他的同志-一握手。朱总关切地问起他们是四川哪个县人，亲热地同他们拉起家常。而站在朱总身边的张国焘历来不扎腰带，不打绑腿，这恰同朱总的风貌形成鲜明地对照。
在一户藏民家中，因无桌椅，我们就地而坐。朱总亲切地问我，当地群众的情况怎么样？如何筹措粮食？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如何做土司、头人的工作？我-一作了汇报。尔后朱总笑着对我说5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群众纪律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红军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现在困难很多，但越是困难越要注意群众纪律。另外，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了许多胜仗，得来的战利品物资多了，但要注意节约。今后路程还很远，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想得远一些。听了朱总的指示，非常亲切，非常深刻具体，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油然激起一股敬佩之情。
吃罢午饭，朱总一行稍事休息后，便同张国焘一道离开我们驻地马尔康。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个个新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以往张国焘是很能说的，而今天他却很少讲话；同志们鼓掌时他也不鼓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预感到有一场尖锐的斗争即将来临。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此时，他已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率领。可是，当左路军行至阿坝后，居心叵测的张国焘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时，我带着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及省的各部门的干部，去上阿坝进行部队北上的粮物准备工作。一天，突然接到省委紧急通知，于次日上午八时去阿坝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至于开会的内容，我估计可能是研究北上的问题。
第二天，我急着去上阿坝筹措粮秣，竟未能按时赶到会场。当我到会时，会议已开始了。会场设在阿坝喇嘛寺里。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不仅有省委委员，还有省工会、少共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其中不少是一般干部。会上的发言很乱，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带着质问的口气。他们讲什么“中央北上方针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主义”。这时，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有些人起哄、围攻朱总司令。甚至，有个别人拍着桌子质问朱总，要他当众表态：北上是“路线错误”，是“右倾逃跑”，反对北上。我很担心地向朱总望去，见他从容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他的神态既严肃、又镇静。
过了一会儿，朱德同志和颜悦色地对到会同志们讲：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担起抗日救国的重担。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总说完，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经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总提出的问题，并且又叫朱总回答：“毛、周向北是逃跑。”
这时，朱总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我决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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