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南昌起义（1），要先回溯一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
　　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2）决定了我们党同国民党合作。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3）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规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行改组，成为各民主阶级的联盟。这样，就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那时，国民党仅有的一点点家底被搞得差不多了，需要重新建立，因此需要同我们合作，取得我们的帮助。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国民党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4），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改造旧军队。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已有六个军（5）。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有当时的苏联红军作榜样。虽然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利用了我党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在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变之后，终于公开背叛了革命，对人民进行大屠杀，许多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被屠杀了。七月，汪精卫（6）又公开反共，同样对人民进行了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北伐军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清洗出来了，不能立足。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才决定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当时，从决定起义到实现起义的时间是很短促的。现在看，决定要起义的时间是晚了一点。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分成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听到潮汕方面我军遭敌攻击时，我们即由三河坝南下接应，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7）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十月底到了大庾，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
　　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
　　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当时，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由伍中豪（8）率领，曾经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参加了我们的整训。

　　三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9）。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订了协议。然后，我们的队伍就开到湘南的汝城，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
　　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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