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朱德和儿童在一起

臧克家

　　十四年前一个夏季的早晨，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了。当我拿起听筒清楚了电话的来处时，快乐又紧张，平静的心胸像一池春水，被一阵东风吹得波浪叠起。
　　“朱委员长约您来谈谈，好吗？”
　　“什么时间？”我问那位秘书同志。
　　“明早九时好吗？”
　　“准时到！”我激动地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我的思潮翻腾，想得很多，很远，整个的心在快乐的兴奋中动荡。想到1926年在武汉，就震于朱总的大名，那时，他是北伐革命军中有名的将领。后来，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关于朱总的革命伟绩和革命故事，我听到很多，令人钦敬，衷心向往。解放以后，在大会的会场上，在群众的集会中，我有幸多次见到朱总，距离虽然远远的，但心里觉得很贴近。明天，就在明天，我就要去会见崇敬、仰慕了几十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威名赫赫的朱总，心里怎能平平静静呢。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坐车到了中南海。我的心，比车子跑得还快。
　　在门口招呼我的，大约就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位秘书同志吧。四十左右的年纪，穿一身褪色的灰色军装，口袋上插一枝最普通的自来水笔，一看样子，就是朴实的八路军风格。当他上楼通报的时刻，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心情十分激动。客厅很宽敞，但极简朴，没有什么陈设，沙发上的凉席，也像用过多年的了，洁白而素净。当我看到那个久已熟悉了的高大形象走下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我自然而又肃然地立了起来，望着朱总满带笑容、略略放快了一点步子走了过来。
　　朱总慈祥的神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话题是从诗开始的。
　　朱总说，在公余之暇，也喜欢读一点诗。自己偶尔也写一点。接着又谦逊地说：总写得不很满意。接下去，朱总对诗的问题作了指示。大意是说，诗要表现战斗生活，为革命服务。不要写得太深奥，叫一般人看不懂，那样，就会失掉它的作用。诗应该通俗化，群众化，意思、语言，要朴素、明朗，叫人人看得懂，念出来，听得懂，这样，群众自然会喜爱它，不仅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
　　当时，我一面倾听，一面想，这和毛主席对文艺和诗歌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关心诗歌问题，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成为典范。现在有机会亲聆朱总的教导，心里极钦敬又感到很亲切。口里说的是伟大真理，但态度却那么平易，那么随便，好像并不是在作指示，而是在提出个人的看法，听取对方的意见似的……。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了，”朱总把话题一转，“他们将出纪念集子，要我写点诗。”一谈起辛亥革命，朱总从平静中激动了起来，眼睛向上凝视，好似纷纭的往事，一齐涌现在心头。朱总心情愉快地畅谈当年辛亥革命的情况：云南起义，生擒总督。靳云鹏怎样逃走，钟麟如何被击毙。朱总带领队伍，打着红旗，戴着红边帽援助四川，到达自流井……朱总谈起这些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事件，像谈家常一样，满含热情，生动感人。谈到一些反动顽固军阀被俘、被杀时，发出鄙视的嗤笑声，谈到自己在内的革命起义队伍，自然流露出亲切欣慰的情感。我听朱总生动的讲述，想到吴玉章同志写的《辛亥革命》一书中描绘的情况，真是心情激动，深受教育。使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崇敬与热爱了。这些领导同志，远在清末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意气风发，斗志凌云，推倒清朝，建立了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又领导亿万革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缔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勋业比山高，却平易谦和，不自居功。我和这样一位历史上伟人对坐，听他讲述革命故事，也是在接受最生动的革命教育。
　　最后，朱总笑着把他为辛亥革命纪念册写的几首诗拿给我看，我严肃认真地拜读了。诗，朴素真挚，反映了革命历史，也表现出一个老革命家的真情实感（这些诗篇已选入《朱德诗选》）。这时候，我深深地以亲身经验印证：朱总的人，朱总的诗，关于朱总的种种赞美的传说，甚至关于跟随朱总工作的同志以及室内的布置，统一在崇高、朴素、平易、亲切这一总的印象之中。
　　谈话虽然只有一小时略多一点，然而印象之深却是无法比拟的。
　　另一次朱总和我们一道谈诗，是1962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这次谈诗是陈毅同志倡议，由《诗刊》社主办的。济济一堂，到了五十几位诗人，堪称盛会，至今我还珍存着朱总含笑的留影。
　　朱总到的很早，带着笑容走进“福建厅”，和我们亲切握手，随意叙谈。从温和的态度、快乐的表情中，透露出心怀的舒畅。与会的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接着，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接踵而至。
　　朱总首先讲话。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掌声落后，厅堂里静静地，静静地。朱总话音并不高，但声声入耳，深入人心。
　　他首先谈到，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诗歌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真实事件。要真情实感地说出心里的话。这样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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