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27日，朱德、李富春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右）在北戴河。

康克清

　　　　　　　　
　　阳光洒进卧室，放在书桌左端的朱老总瓷盘遗像泛起光彩。他抿着嘴正在静静地思考着，微笑着，似乎正要同我交谈什么……这一历久而弥新的神态，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今年12月1日，是朱老总诞辰一○五周年。我凝视他的遗像，往事历历，宛若昨日。

　　　　一

　　记得1928年秋天，红军刚刚来到我的家乡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万千农民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国民党军队正从河西向我家乡逼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决定撤离。我们农军战士接到上级命令，除留下必要人员，其他同志一律随红军上井冈山。我们万安的一百多个农军战士，包括七名女同志，就这样上阵了。对我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说：“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 白的军服，脚穿着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凡，平凡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俩会结成终身伴侣。
　　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到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每每部队一宿营，朱军长就去和老乡聊家常，帮他们扫地、干农活，就像是自家人。他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在向赣南、闽西挺进，以及后来在苏区的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作战，朱老总总是先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研究兵力的部署，作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对待每项工作。即使碰到了挫折，他也镇定如常，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所共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苏区打“AB团”伤害了不少的好同志。有一天，一群人跑到朱老总驻地，不分青红皂白，把朱老总的警卫员小拐子（李少清爱称）抓起来了。朱老总闻讯走了出来，严厉地指出，小拐子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跟共产党干革命，“AB团”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证据抓人？那伙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小拐子如今仍然健在，每谈及此事，他对朱老总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二

　　1934年，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提出了错误的作战方针，改变了朱、毛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忍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忆长征，最难忘怀的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军经历千难万险，在川康边境的懋功与四方面军汇合，大家高兴得跳啊，唱啊，以至热泪盈眶，像亲人久别重逢。岂知张国焘心怀叵测，在过草地前，他就煽动部队说前面有大河没法过，要部队折回西康。朱老总和刘伯承参谋长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敦促他北上抗日，可是他拒不受命。一计未成，他又公开策划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妄图将另立中央带领部队南下的阴谋强加于人。他一再逼迫朱老总发表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宣言。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手只能举一次。”“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办不到。……”张国焘恼羞成怒，就诡计多端地搞小动作，进行挑衅。
　　有一次五军团断了炊，几位同志不知从哪里赶来了几只羊。张国焘唆使部下借口把他们痛打了一顿，羊却被扣下杀掉吃了。五军团的同志气不过，找到朱老总评理。朱老总反复讲：“官兵都是好的，是革命的，要多做工作，不能为此打内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的挑衅手段极其恶劣，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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