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朱德在129师和刘伯承（中）、邓小平 （左）研究作战计划。　　

胡松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朱德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是从１９３２年６月开始的。这次“围剿”首先以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则先采取钳制性攻击。
　　同年７月，蒋介石集结了８１个师共６３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重点进攻。９月，在强敌围攻下，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向湘鄂川黔转移。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也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接着，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使中央苏区面临敌军合力围攻的严重局面。
　　可是，在这一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者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于是在反“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按照临时中央的“左”的军事方针行事，还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
　　为了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所应采取的军事方针，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在宁都举行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左”的军事方针，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以所谓“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理由，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注: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五四爱国运动》（下），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１０月１２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致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样，身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之职的朱德便与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

　　二、创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又一经验：敌进我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毛泽东从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战争经验中，为红军制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要求红军后发制人，即当敌人大举进攻之时，红军应采取内线作战的原则，先进行积极的防御准备，尔后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再转入反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都证明“诱敌深入”是红军以弱胜强、以寡击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然而，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对苏区采取的是分两个阶段进攻，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能采取攻势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能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创造有利条件。
　　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红三军团与粤军李振球、叶肇两个师在南康、大余间的池江附近作战，击溃敌四个团。７月８日至１０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与粤军第三、四、五师展开激战，击溃粤军十个团。经过池江、水口战役，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央红军又北上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支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中旬，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为此，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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