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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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

>在抗战一周年时作的战术报告中指出：“一二九师自1937年10月1日入山西抗战，就接受和实行了军分会和八路军总部给予的运动游击战的指示，由开始一般初步的实行转移到游击战的实行，再转到运动战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的实行，以致取得了许多胜利。”②可见，当时并未认为打运动战和“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是个问题。
　　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成为问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特别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当时，彭德怀、朱德、任弼时等不得不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讲党史、军史时人们习惯地把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并与军分会训令相联系。认为强调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就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是违反洛川会议精神。
　　要正确评价运动游击战问题，笔者认为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2万人(包括留守兵团)，且装备很差，弱军对强敌，只能采取游击战争。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③这个问题在克服了建军初期“左”倾盲动主义后，在中共中央内部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怎样使八路军不被削弱以致被消灭，反而能打败强敌，壮大自己，发挥独特的战略作用和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面临的局面是，我们不但要对付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防备国民党军事当局假日军之手趁机来打击和削弱我们。正像朱德在洛川会议上说的那样：“要谨防扒手!”
　　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最深、最细，也提得最早。1937年8月1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关于红军作战，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月4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表示红军作战，要“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更说明他当时顾虑的是什么。他要彭雪枫在与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到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就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具体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可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为了防止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防止国民党当局借口统一指挥让八路军进行阵地战、正规战、集中打仗、打硬仗，并不阻止八路军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相反，打一些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于壮大红军声威，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和组织群众游击队。毛泽东同张闻天曾在8月5日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人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里提到了“游击运动战”和“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显然并无反对运动战的意思。
　　朱德指出：“抗战不是专靠某一种战术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的了解，以为某一种战术最有利，某一种战术应完全放弃。”这就是说，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各种战术形式都可以采用，问题是要看条件。
　　毛泽东在八路军初上前线时，是比较强调游击战的，但是，毛泽东也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⑤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等人，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可见，和朱德的看法一样，只要条件有利，毛泽东也是主张争取部分运动战的。
　　总之，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不排斥运动战；打不打运动战，要看条件是否有利。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最了解战场的具体情况，最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判断。1938年3月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事实证明，朱、彭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初期下决心打的部分运动战，判断都是正确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并不排斥运动战。
　　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不过规模大小不同。后者一般由正规军执行，作战规模较大，有时还伴随着阻援所需的运动防御或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前者则规模较小，常由小部队、游击队或民兵执行，作战更为灵活和分散。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正规军的情况下，要较多地消灭敌人，要创造和保卫根据地，就不能不打运动战。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完全允许交替使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⑥
　　洛川会议上，在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不少人谈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例如，彭德怀说：“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红军密切分不开的”；刘伯承说：“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等等。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很明显，他提出的是个战略概念，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也就是运动战，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对此，在会上并无不同意见。1938年7月16日，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中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华北的八路军及其他正规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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