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刘世雄 整理/ 刘京春

1968 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搞“独立”，王洪文强行调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国务院和国防科工委也未能幸免，各部机关的造反派们，纷纷成立各种“造反兵团”，导致有些单位的第一、第二把手被“打倒”，无法主持工作，单位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还有的单位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对立严重，发生武斗，造成生产和工作停滞，甚至经济工作和国防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20世纪60年代的刘世雄

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当时主持政治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决定由军队派一些干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国务院各部及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一机部至七机部实行军管。我由海军部队派驻到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司前身），起初，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后很快就接任了军管会主任一职，并主持六机部工作达六年之久。

1969 年10 月，一份电报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沪东造船厂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上海市革委会（当时张春桥任主任，王洪文任副主任）以“工交组” （“文革”中不少奇怪的名称之一，即“工业交通领导小组”之意）的名义，指令该厂挑选1000 名技术工人，调到上海新组建的迫击炮车厂去。电报还说，王洪文已打电话给该厂“造反派”组织，令他们务必给予支援，完成调用千名工人的任务。该厂感到十分为难而请示如何处理。

看完这份电报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手里拿着电报，眼睛似乎在看着那寥寥的几个字，其实脑子里在急剧地转动着：沪东造船厂是六机部直属工厂，与上海市革委会从来没有过隶属关系，也从未有过人事关系，只是由于厂址在上海，有不少日常和后勤工作由上海方面代为保障罢了。

这样突如其来的大量调人的命令，而且事先也不跟六机部进行任何协商，我的直觉首先就是，这种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既无先例，也不能开这个头，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但是，考虑到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在1966 年靠“一月革命”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时在全国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地位，俨然一颗“政治新星”，此次调人是他领导下的“工交组”下达的指令和电话命令，这件事情应非常谨慎地处理，绝对不能直接抵制。

我和军管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后，连夜召开了军管会的扩大会议进行研究。我根据多数同志的发言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三个决定：第一，立即以军管会的名义将这一事情上报国务院领导小组（这个组的组长是周总理，副组长是李先念副总理，成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同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粟裕大将，副组长是王树声大将）；抄报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和时任海军副司令的周希汉同志）。第二，由我和六机部边疆副部长急赴上海，与他们直接协商，争取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第三，起草了答复沪东造船厂的电报，要他们等待上级批示后再行动。这些手续均于当天迅速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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