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眼含血丝，满面倦容，但沙哑的声音仍语调和缓，讲话清晰而有力。他说：“最近国际国内有些事情要处理，很忙，所以没有及早地关心你们之间的争论，使事情变成僵局。作为国务院总理我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周总理转向我微笑着说：“刘世雄同志，这件事情我首先批评你，你身为国务院一个部的一把手，应该宽容大度嘛，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进行协商嘛。如果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尽力支援上海组建新厂。世雄同志，你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呀！”

我立即起身回答说：“我姿态不高，我检讨。”

周总理接着说：“中央部和地方市发生分歧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姿态高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哪！”“得理不让人”这句话，让我感到踏实，感到温暖。

周总理又转向边疆同志说：“边疆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了，你是六机部的老同志了，年龄也比世雄同志大，应该协助他处理好和上海发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浇油嘛，总之这次你也有责任就是了。”

说到这里，周总理又微笑着转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你们的那个电报怎能是那样的提法呢？这份电报你可能没有过问，那种提法是错误的嘛。”

王洪文此时很尴尬，他起身说：“我接受总理的批评。”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办错了事要勇于承认，勇于改正，不要坚持错误，也不要得理不让人。”总理又一次用了“得理不让人”这句话，我感到周总理讲话的潜台词里，是认为“理”在我们这一方的，故而与边疆同志会心地对视了一下，心里豁然轻松了许多。

总理接着用征询意见的语气对我们双方说：“我看这件事这么解决行不行？六机部从驻上海的几个大厂抽调500名技术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厂，时间也后推三个月，给六机部留下调整准备的时间。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你们有意见没有？”

我和边疆同志相视一笑：这完全是当初我们和马天水谈的“减、缓方案”，我们马上起身回答：“没有意见。”王洪文、马天水出于无奈，也只得回答同意。

一贯办事缜密的周总理，这时又拿出了六机部几个造船厂的当年生产计划，一条船一条船地和马天水落实上海市的协作任务，直到马天水明确表示，一定按原计划与六机部友好协作。

回到六机部机关，我们立即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总理接见时指示。当我宣读总理确定的调人决定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心情——他们长期与王洪文之流打交道始终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和释放。

欲翻案，借“批林整风”“报仇”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林彪的军内代理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被隔离审查。1972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 运动。1973 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始终对当年周总理处理的“官司”结果不服，他们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要“抓林彪死党李作鹏在造船工业部的黑手”，写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请求对当年六机部与上海“闹上”中央的分歧进行复议。理由是，六机部的军管是由海军派出的，而海军的李作鹏是林彪的死党，这件事是否另有阴谋？

时值“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上连下挂”的那一套作风盛行。据说毛主席对要求复议的报告批示了“同意”，但我始终未见到主席批示原件，仅得到通知说，中央政治局领导决定接见六机部“批林整风”会议代表，并参加六机部整风。于是部机关四十多位处以上干部住进了京西宾馆，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政治局七位领导的接见。接见中我和边疆同志被点了名，同时宣布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六机部整风，力求彻底解决当年和上海“打官司”的思想问题。

整风会议采取集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