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依照法律规定，公安部开始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侦查预审。在公安部统一领导下，由凌云副部长具体负责，从全国各省、自治区、自辖市公安系统组织300余名局处级（其中还有一些省部级）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查找罪证的工作。
那时，我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后，安排完工作后，立即赶到公安部报道。我被分到预审第三组，并担任组长。该组负责审讯王洪文。
审判“四人帮”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因为预审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开庭的进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窃取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干了很多坏事。我们负责审讯的王洪文，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是党中央的接班人。王洪文靠造反起家，在“四人帮”中充当打手，是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也是搞打砸抢的急先锋。我们在初审王洪文时，只是根据中纪委整理的材料进行工作。一开始，王洪文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端着国家领导人的架子，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上推毛主席，下卸到他手下打砸抢的弟兄身上。在审到关键问题时，王洪文就装起病来，提出要休息，使我们的预审工作陷入僵局。因我在“文革”中是受迫害的，被剥夺人身自由达六年之久，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的有限，而“四人帮”干的事情，有些都涉及到党的高级机密……
在审讯工作出现僵局时，彭真同志来到我们预审组的驻地看望大家，问明审讯王洪文的情况后，他明确指示：审判“四人帮”，一是只审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不审路线是非；二是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三是不搞逼供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彭真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和组里的同志们针对王洪文的情况作了认真地分析，首先，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我们严正警告王洪文：“我们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审判你，你现在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而是反革命，是人民的罪人！”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较量，王洪文的态度有了变化。其次，要解决王洪文推卸罪行的问题。我们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到中央办公厅去调档，翻阅了第一手资料，并对上海造反派头子陈阿大、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进行了突审，取证王洪文的罪行。
当时北京的气温很高，我们在预审室里翻阅资料时，常常热得满头大汗，背心都湿透了。但大家从不叫苦，有的同志生了病，有的血压高了，但仍然坚持工作上，不下火线。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之后，我们获得了王洪文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阴谋及搞武装叛乱的大量罪行证据。
在预审王洪文过程中，我们主要用事实说话。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搞反革命夺权成功，王洪文爬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宝座。他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一月革命风暴……”
在铁的事实面前，王洪文被迫交待了他们是怎样预谋“上海康平路事件”的，承认自己是这起事件的总后台。
在审王洪文打砸抢的罪行时，我们用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让王洪文知道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王洪文等人夺取了政权后，在上海制造了好多起打砸抢事件，上海的广大群众，对王洪文打着“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旗号，大搞打砸抢活动，无不疾首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