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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预审王洪文工作（卫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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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对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决定，中共中央成立领导小组，由彭真同志挂帅，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80年4月，依照法律规定，公安部开始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侦查预审。在公安部统一领导下，由凌云副部长具体负责，从全国各省、自治区、自辖市公安系统组织300余名局处级（其中还有一些省部级）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查找罪证的工作。
那时，我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后，安排完工作后，立即赶到公安部报道。我被分到预审第三组，并担任组长。该组负责审讯王洪文。
审判“四人帮”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因为预审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开庭的进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窃取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干了很多坏事。我们负责审讯的王洪文，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是党中央的接班人。王洪文靠造反起家，在“四人帮”中充当打手，是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也是搞打砸抢的急先锋。我们在初审王洪文时，只是根据中纪委整理的材料进行工作。一开始，王洪文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端着国家领导人的架子，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上推毛主席，下卸到他手下打砸抢的弟兄身上。在审到关键问题时，王洪文就装起病来，提出要休息，使我们的预审工作陷入僵局。因我在“文革”中是受迫害的，被剥夺人身自由达六年之久，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的有限，而“四人帮”干的事情，有些都涉及到党的高级机密……
在审讯工作出现僵局时，彭真同志来到我们预审组的驻地看望大家，问明审讯王洪文的情况后，他明确指示：审判“四人帮”，一是只审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不审路线是非；二是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三是不搞逼供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彭真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和组里的同志们针对王洪文的情况作了认真地分析，首先，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我们严正警告王洪文：“我们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审判你，你现在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而是反革命，是人民的罪人！”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较量，王洪文的态度有了变化。其次，要解决王洪文推卸罪行的问题。我们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到中央办公厅去调档，翻阅了第一手资料，并对上海造反派头子陈阿大、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进行了突审，取证王洪文的罪行。
当时北京的气温很高，我们在预审室里翻阅资料时，常常热得满头大汗，背心都湿透了。但大家从不叫苦，有的同志生了病，有的血压高了，但仍然坚持工作上，不下火线。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之后，我们获得了王洪文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阴谋及搞武装叛乱的大量罪行证据。
在预审王洪文过程中，我们主要用事实说话。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搞反革命夺权成功，王洪文爬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宝座。他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一月革命风暴……”
在铁的事实面前，王洪文被迫交待了他们是怎样预谋“上海康平路事件”的，承认自己是这起事件的总后台。
在审王洪文打砸抢的罪行时，我们用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让王洪文知道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王洪文等人夺取了政权后，在上海制造了好多起打砸抢事件，上海的广大群众，对王洪文打着“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旗号，大搞打砸抢活动，无不疾首痛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加以抵制和反对。在这场原则性的斗争中，上海柴油机厂的群众组织“上柴联司”一直公开地、明确地批判王洪文聚众破坏生产，阻断交通，挑动武斗，违反法制、镇压群众等倒行逆施的行为，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并且还散发大量传单，向全市人民揭露。王洪文对此恼羞成怒，一手策划了打砸上海柴油机厂的事件。
1967年1月24日，王洪文策动“工总司”、“公革会”、“文保会”等组织一万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上海柴油机厂问罪，企图一举把“上联柴司”砸掉。由于对方有准备，王洪文这一着没有得逞。但他还是抓走了“上联柴司”二百多人，关押在公安局。“上柴联司”群众当即列队到市公安局请愿，要求全部释放无辜被抓的群众，同时向全市人民呼吁支持[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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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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