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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的“死对头”耿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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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之中,耿金章必定是个五大三粗、浓眉阔嘴的人物。不料,一见面,他一头皓发,老干部模样,说起话来常常夹杂着拉长了的“啊”,如同在那里从容不迫地作报告。 耿金章,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他的回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刻画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形象——当年,他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死对头”。 自然,先要向今日的年轻读者简略介绍一下耿金章其人。耿金章原名耿玉章,山东曹州人氏。五岁时死去父亲,八岁时死去母亲,贫穷的他没念过书,在地主家千活,也曾要过饭。后来,为了糊口,成为国民党军队上等兵。在济南战役中被俘,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士升为副排长,194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7年复员到上海,在中泥造纸厂当打浆工。1964年提为副工长。 连耿金章自己都未曾想到,他会一跃成为上海工人的造反领袖,与王洪文旗鼓相当。他告诉我,在安亭,他还不过是“工总司”中的普通一兵。那时,王洪文已经是“工总司”的司令了。当王洪文带领一批造反队员跟随张春桥回上海的时候,耿金章跟随那批坚持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走了。这是一支乱哄哄、由许多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队伍,没有领袖人物,简直是一帮乌合之众。到了昆山,队伍进行整顿,一致要求推举新的领导人。这时,有人喊:。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在造反队员中,共产党员极少。喊了几遍,无人答应。这时,耿金章站了起来,自报“家门”——贫农出身,复员军人,1949年入党……他竟当场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队长”! 他带领队伍到了苏州。当张春桥赶来与他谈判时,听说他是党员,特地记下了他的名字。虽说他文化粗浅,但是,多年的部队生活,却使他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与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签约后,耿金章带领队伍回上海。照理,这支队伍到了上海,各自回厂,也就解散了。耿金章却把队伍拉到红都剧场,居然拉起一个新的山头,名曰“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自任“二兵团”的司令。这个“二兵团”后来竟发展到五六十万之众,耿司令成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造反司令”。 名义上,“二兵团”乃“工总司”下属的一个“兵团”,而耿金章是个爱闹独立性的人,他的“二兵团”与王洪文的“总部”相抗衡。“二兵团”的势力,曾一度比“总部”还大瞅金章与王洪文唱“对台戏”,闹了起来。王洪文要把耿金章从“工总司”中开除,散发《耿金章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的传单,拜列了耿金章闹“分裂”的一系列“罪行”。 他们的对立,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一天,张舂桥召见耿金章,希望耿金章与王洪文团结。 耿金章并非等闲之辈。 1967年1月15日凌晨3时半,“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红三司”)等两三百人突袭康平路,夺走了上海市委大印,发布三项通令:一、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三、勒令原市委、市人委所有机关千部回原岗位办公。 就在“二兵团”等宣布“夺权”不久,张春桥给他打来电话,要找他谈谈。耿金章坐上轿车,前往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居然已冒着寒风在五号楼前“恭候”耿司令了帐春桥把耿金章迎人会客室。然而,他没有对耿金章的任命表示感谢,却要“二兵团”立即退出这次夺权:“你们不能搞单方面夺权,不能把‘工总司’甩在一边!。” 耿金章意识到,张春桥不愿意做“三结合干部”,他的通令也就成了一张废纸,他不得不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耿金章另觅“三结合千部”,他看中了陈丕显等人。于是,“二兵团”突然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从“工总司”手中抢走。起初,耿金章把他们密藏于自己的司令部——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严格对外保密。 那时,这三个“走资派”是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都要他们到场。他们的突然失踪,马上引起了“工总司”的密切注意。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洪文得知耿金章藏匿“走资派”,恼羞成怒,下令晒栏“二兵团”。耿金章闻风而动,赶紧把三个“走资派”装上大卡车,运至上海四川中路一四七号上海禽蛋品公司。 不久,消息又走漏出去,耿金章急忙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转往上海大厦七楼。? 或许是神经过敏,或许是确有其事,从上海大厦七楼看下去,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可能是发现了目标。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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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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