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右一)

经过约十天的小组会学习，就要进入中会阶段了。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次是政治局主办的整风会，肯定会摆事实、讲道理的；只是六机部的对手是王洪文，一般的表态绝对难以“过关”。

大会发言开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发言内容全是批判我和边疆同志，对当年我们“打官司”的事情上纲上线。但发言中揭发的“问题”，几乎全是鸡毛蒜皮、不疼不痒的事。

会议组织者见大家发言不得要领，便休会再次组织动员。待再次复会后，便开始对我和边疆同志进行“大批判”了。他们说，我是林彪死党李作鹏派到六机部的“黑手”，来六机部是为了破坏造船工业。有人还揭发说，我在上海搜集了张春桥的材料，散布对上海市领导的不满等等。

起初我不予理会，静观事态发展，但当我看到会议组织者有意地用插话、微笑等引导会议向“路线斗争”的方向发展时，我不能保持沉默了，开始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

我说， 我是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军管的，不是受林彪和李作鹏的派遣。我作为海军一名干部奉命调六机部军管，即使有些事情办错，可以接受批评，汲取教训，总把我往“死党”线上挂，“帽子”再大压不服。

一番话，竟然使会场上鸦雀无声。对于我无法辩驳的发言，没有人可以再继续批判，只得再次休会，将我和边疆分开来进行小组批判。

几天后，大会再次复会时，边疆同志做了违心的“检讨”，不久就“过关”了。但不管是大会还是小组“批判”、“帮助”，我都坚持不检讨。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堡垒”，大会从京西宾馆搬到了前门饭店，又从前门饭店搬回京西宾馆，一开就是几十天，“批判”、“帮助”、小会、大会，轮番“轰炸”。

一天深夜，我的房门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边疆同志，他竟然冒着和我“串通一气”的风险到我的房间来了。我正在惊讶，只见他朝我摆摆手，说：“世雄同志请相信我！”放下一张纸条就出去了。我急忙打开纸条，只见几行熟悉的字体：“世雄同志，不能再坚持了！检讨吧！越沉重越好！时间不等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相信我！相信我！”纸条不长，但充分显示了他对我的关心程度。

边疆同志给我递条子，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他提醒我“时间不等人”，如果我坚持不检讨，真被开除党籍，受牵连迫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那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几个已入伍正要求进步的子女。我心一横：检讨就检讨! 不就是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臭骂自己一顿吗？

我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发言，“沉痛检讨”了自己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所以一遇政治风浪，屁股就不自觉地坐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立面。我与张春桥、王洪文“打官司”，虽没有秉承林彪死党李作鹏的旨意，但却扮演了“黑干将”的角色，客观上起了林彪死党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第二天上午，当我被大会主持人宣布要上台做检讨时，我边走边想：我1937 年15 岁时就参加革命，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从未服过输。怎么现在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为了自己能“过关”，竟违心地向谬误低头认罪呢？

我越想越伤心，还没走到台前，泪珠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在我开始念“检讨书”时，更是哽咽不已，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在台上做“检讨”，台下鸦雀无声。我此时满肚子委屈的倾泻，竟被当做是我知错后的心情流露。

我的检讨真的“过关”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整风会议也终于结束了。会议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疆同志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过检讨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刘世雄同志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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