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沪后，我们立即请见王洪文，王洪文托辞未见，由当时主持上海市革委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时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会见了我们，他似乎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一见面就不由分说地表态说：“上海市给沪东造船厂发的调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上海市革委打破旧的领导体制，冲击‘条条专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们说明，调令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调的人一个也不能减少，希望你们给予支持。”

我当年47 岁，又是解放军所属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这样的训饬，参加革命20 多年来从未有过。加之看到马天水脸上冷冰冰，口气专横，态度强硬，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样子，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反感。

我稍显冲动地马上回击说：“马天水同志，我对你刚才的话感到十分惊讶。你作为上海市一位老领导干部，接待国务院两位部级领导干部，没有听我们说明来意，就下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请问马天水同志，你们上海市与沪东造船厂过去有过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吗？怎么能直接给我们的船厂下命令呢？”

见马天水一时语塞，只是冷笑而不回答，我又放缓语气接着说：“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都是老党员了，应该懂得这些起码的组织工作原则，地方工业和中央直属国防工业都有各自的领导体系，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与打破旧的体制和‘条条专政’没任何关系。何况你们的调令，一经下达即丝毫不能更改，也和我们党的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相背离。请你转告王洪文同志，他这种做法和他口口声声‘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言论太不符合了。”

谈话至此陷入了僵局，此时边疆同志为缓和气氛，插话说：“上海市组建新厂，六机部给予支援本无可非议，但是调人的手续是不完备的。为尊重你们，我们才来与你们当面协商。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做些让步，由六机部从驻上海的‘求新’、‘江南’、‘沪东’三个造船厂各调200 名工人支援上海行不行？”

“不行！绝对不行！”马天水受了刚才的一番抢白，颇有些恼怒地大声回答，一口拒绝。就这样，这次会面不欢而散。

我们又在上海等了几天，仍然无法见到王洪文，只好打道回京。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边疆同志还未返回北京，上海市革委会的一封电报已发到了国务院，并抄报了六机部。电报内容是：对船厂调工人事，经研究决定如下：第一，原调令收回；第二，停止与沪东造船厂的一切协作关系；第三，今后六机部驻沪各厂的一切事务均请六机部自行负责，上海不再代管。

这简直是最后通牒！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顾大局，周总理妥断“官司”

“文革”前的上海市是当时全国院校、科研所、工厂“三位一体”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六机部的许多直属工厂过去就一直有赖于这些科研院所的支持帮助，若这些科研院所就此与六机部断绝关系，许多生产项目立即就会遇到困难，如当时正在全力研制的万吨远洋轮项目；另外，当时我国正处于物资供应匮乏时期，没有上海当地的票证和副食品供应，这些大厂中数万的工人及其家属们也会陷入生活窘迫之中，后果可谓十分严重。

所以，当我和边疆副部长向李先念副总理等几位领导汇报上海之行的结果时，先念副总理说：“看来这个问题势必要请总理出面解决了。”他还对我们说：“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你们要顾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大局，姿态要高，不要针锋相对。”

我和边疆同志回到部机关，连夜准备材料，准备迎接这场“风暴”。同时也以军管会名义起草了向周总理陈述意见的《我们和上海市发生争论的由来》的报告。正是这份报告，成为我和上海市革委会“打官司”、“向总理告刁状”的“罪证”。

没过几天，我办公桌上的“红机子”铃声响了，周总理的一位秘书通知我，总理决定接见上海市、六机部的三人领导小组，并说上海三人组由王洪文、马天水、黄涛组成，六机部由我、边疆和郑明同志组成。

1969 年12 月11 日深夜，我们接到了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通知。次日凌晨3 点，当我们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看见姚文元和总理正说着什么，他见我们进去后就打住话语，起身退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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