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共有三千余字，八处提到我的姓名，但仅有一处称“同志”，更少不了“恶毒攻击春桥同志”、“矛头指向洪文同志”等字样。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会是什么下场，但我已无力与他们抗衡了，80 多天的折腾使我身心交瘁，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因此会后他们将向中央打的报告让我签名时，我竟然有种解脱感，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也没提，毫不犹豫地就签上了名字。

讲真理，胡耀邦总书记予平反

整风会议后，我和边疆同志回到六机部，继续接受六机部下属工厂所派代表来京组织的批判大会，说是为了“肃清( 我) 来六机部主持工作以来的流毒”。我又在大会上做了一次检讨，但再也没有伤心流泪。正在此时，党中央批复了六机部整风会议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亲笔批示，原文为：“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但只要检讨了就是好同志。……考虑到刘世雄同志的处境已不适合继续在六机部工作，建议回海军另行分配工作。”叶帅批示“同意”，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一一圈阅。

 1968年刘世雄（中）在六机部工作留影

我从心底里感激李先念副总理，自从到六机部工作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近六年，他对我的基本看法始终没有改变。他巧用一句“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代替了原报告将我推向林彪死党的那一段话，将敌我矛盾顷刻间巧妙地化为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变，就使我和我的全家幸免于难了。

回到海军后，我并未如先念同志批示的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继续被组织批判。我被取消了一切政治待遇，就连营、团干部都参加的会议我也不能参加，传达文件也不让我听，这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和游行仍不让我参加。于是我背着水壶挎包，步行到西单，参加到北京市民的游行队伍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振臂高呼口号，游行庆祝。别人喊“打倒四人帮”时，我则指名道姓地高喊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那时的心情之畅快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更为我的平反带来了一缕春风。1980 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作出“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的指示以及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的工作，一大批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被纷纷解放，这一切都深深地鼓励了我。我又开始锲而不舍地向胡耀邦同志和中组部写申诉材料。

1982 年，胡耀邦同志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我的申诉报告终于有了回音，我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到了那里，中组部的同志拿出了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原文：“请中组部会同海军船舶工业总公司对刘世雄同志的报告进行复查，并将复查和处理结果告诉我。”耀邦同志的这段批示可贵在他不仅布置了这项调查，还要求落实及有回音，这就加强了为我平反工作的力度。

1982 年底，我终于被平反了! 在平反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原结论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刘世雄同志对王洪文等人进行过抵制和斗争……”看到这里，我长出了一口气，压在我头上十年之久的大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附注：

刘世雄，1922 年2 月出生于河北省深县( 现深州市)。1938 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晋察冀平西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陆军第67 军某团参谋长、团政治委员。建国后担任海军干部部第一任组织科长，后选送航校学习，历任飞行师师长、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因与“四人帮”斗争，遭受迫害。上世纪80 年代平反复出后，任海航正军职顾问，后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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