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早年胸怀以仁政治国的大志，自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充溢着少年豪气。但一入官场之后，才醒悟到事与愿讳。他因为直言敢谏而接连获罪，一贬再贬。尤其是元丰二年（1097）发生的乌台诗案，当权者以文字狱的形式打碎了苏轼的济世梦想，从此苏轼的那颗“致君尧舜”的救世之心逐渐冷却下来。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以受监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为避免株连别人而闭门谢客，为避免再因文字获罪而缄口少言，借酒浇愁。历经仕途起伏跌荡的苏轼更加理解和喜爱陶渊明其人、其诗了。

其实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即有隐逸之想，他曾与苏辙“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并且早已经对陶渊明的作品熟知于心了。在诗中也常常提到陶渊明的名字或用其诗文之意。他钦佩陶渊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者》其二）。他仰慕陶渊明不慕名利，守拙归田的价值取向，常常标榜陶渊明，表达对归隐生活的渴望，“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出都来陈》），”“陶令思归久未成”（《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且待渊明赋归来，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正是与对陶渊明的倾心赞叹的同时，苏轼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思索。贬到黄州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情境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渊明自比的条件和可能。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条件极差，他只好地城东开垦了十亩废地，名曰东坡，亲自下地耕作。艰辛的劳作使得陶诗对他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于是他便开始从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上更自觉的学陶了。他既学陶的鄙弃荣利、潇洒瓷肆，又学陶的躬耕自资、酷爱自然，还学陶的以琴书及酒销愁自娱，更学陶诗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苏轼的和陶诗便是他仰慕、学习陶渊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苏轼一生写了两千七百多首诗，其中和陶诗多达一百二十余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这些诗大部分写在贬谪惠州、儋州时期。已至暮年的苏轼自述对陶诗的这份特殊偏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也苏辙书》）。可见，苏轼所着力承袭的不仅是陶诗的内容和艺术风貌，更是陶渊明的人品性格，陶渊明对他的影响渗透在各个层面之中。而苏轼的蒙冤乌台，远谪海南的宦海遭遇又为他学习陶渊明提供了现实的生活根基。可以说，苏轼在与陶诗的心灵对话中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他曾评论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他能把陶渊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状态从一种生活的境界上升为一种生命境界去认识，这种对陶的生命精髓的体悟是高于前人的。难怪黄庭坚会赞叹苏东坡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苏轼与异世之“真隐”陶渊明真可以称得上是“神遇”了。

苏轼的和陶诗并非低层次的和韵之作，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拟，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案语）。所以苏轼的和陶有一个“苏化”的过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苏轼自己的个性成分。苏轼也曾经充满愧意地感叹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也”（《问渊明》），“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和陶岁暮和张常侍》），自己虽然对于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向往已久，但是却终究跳不出从仕的怪圈，甩不掉乌纱帽。在他的话语之中充满自责，其实，苏轼的不能充官归隐并不是因为他有不肯抛掉的伦理价值生命观，而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只有服从调遣听任摆布的份儿，而根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与“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渊明相比，苏轼的处境显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渊明”的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发泄那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牢骚和积愤呢！因而我在读苏轼的和陶诗时，总一边感叹其“真朴似陶”，“神似陶公”；一边给予这位旷世文豪的无比的同情。

辛弃疾以降臣之后，起义领袖和主战派的三重身份处身于腐败软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对他“呼之即来，麾之即去”，并没有应有的价值肯定。他不断地被主和派排挤陷害，壮志难酬的辛弃疾不能无视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满腔怨愤便难以平舒。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他同样把目光锁定在早他七个世纪的陶渊明身上，他向往那条平和、闲适的隐逸之路，更向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弃疾存词626首，其中吟咏陶渊明和引用陶诗陶文的有六十余首，几乎占去辛词的百分之十。在辛弃疾现存的百余首诗歌中，涉及陶渊明的也接近十首。仅从这些数字上我们便可以体察到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倾慕之情了。

辛弃疾倾心于陶渊时并没有“临时抱佛脚”之嫌，因为在任职期间他便有咏陶的作品。如《鹧鸪·重九席上作》：“戏马台前秋雁飞，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处，不入当年二谢诗。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浑潇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词中写到的戏马台，在彭城西南（今江苏彭山县），可见这首词不是两湖时所作。又说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职才能树旌旗，显然也不是退居带湖、瓢泉时所作，那么很可能作于任职临安时。可见，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钦佩为时相当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后，他更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转化为在上饶营建田园的具体行动。并自道“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衰矣”），他效仿陶渊明的行动，欣赏陶渊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时的他只是把陶渊明式的生活作为一种暂时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于王蔺的弹核，辛弃疾被罢官，得以回到带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园的风景使得他真正地从心灵上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进接把陶渊明的生活内容拉入自己的视觉场景中：他的山居名为“稼轩”，在田边建“植杖”亭，在山间建“停云”堂，并说：“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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