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白居易最终并没有真正地学到陶渊明的精髓。因为他虽然谙尽宦途滋味，但却始终有官职，并以刑部尚书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从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参禅学道，不会有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劳作的经历和缺衣乏食的体验，所以更不会有陶渊明对“自然”的深刻领悟，难怪白居易读陶诗只感到“篇篇劝我饮”了！
在北宋，宋庠据“江东旧本”重新刊定的《陶潜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渐多，并且出现了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陶诗的影响逐渐扩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的名声日大是同时代的发展、文人命运的变迁紧密相关的。在唐代，政治明达，文人的处境也相对比较宽松。象王维，虽然有陷贼的污点却没有受到惩罚；白居易虽然惹恼过皇帝、得罪了贵权，却仍可以当刺史，做尚书。而到了宋代政治景况远不如前代，先有新党旧党之争，后有主和主战之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几经起伏，时间跨度大，牵涉于其中的人也很多，从而带给素来秉有价值关怀意向的文人们以强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荡和严重的心理创伤。正是在现实政治的嘲讽下，在个体生存的苦闷和无奈中，宋代的文人们象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发现了这位异代知音陶渊明。陶渊明的摈弃名利，忘怀得失，以酒销愁，寄情山水，醉心琴书，都对他们是一种提示，使得他们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物、心灵的避难所。北宋的苏轼如此，南宋的辛弃疾也是如此。
苏轼早年胸怀以仁政治国的大志，自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充溢着少年豪气。但一入官场之后，才醒悟到事与愿讳。他因为直言敢谏而接连获罪，一贬再贬。尤其是元丰二年（1097）发生的乌台诗案，当权者以文字狱的形式打碎了苏轼的济世梦想，从此苏轼的那颗“致君尧舜”的救世之心逐渐冷却下来。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以受监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为避免株连别人而闭门谢客，为避免再因文字获罪而缄口少言，借酒浇愁。历经仕途起伏跌荡的苏轼更加理解和喜爱陶渊明其人、其诗了。
其实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即有隐逸之想，他曾与苏辙“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并且早已经对陶渊明的作品熟知于心了。在诗中也常常提到陶渊明的名字或用其诗文之意。他钦佩陶渊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者》其二）。他仰慕陶渊明不慕名利，守拙归田的价值取向，常常标榜陶渊明，表达对归隐生活的渴望，“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出都来陈》），”“陶令思归久未成”（《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且待渊明赋归来，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正是与对陶渊明的倾心赞叹的同时，苏轼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思索。贬到黄州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情境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渊明自比的条件和可能。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条件极差，他只好地城东开垦了十亩废地，名曰东坡，亲自下地耕作。艰辛的劳作使得陶诗对他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于是他便开始从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上更自觉的学陶了。他既学陶的鄙弃荣利、潇洒瓷肆，又学陶的躬耕自资、酷爱自然，还学陶的以琴书及酒销愁自娱，更学陶诗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苏轼的和陶诗便是他仰慕、学习陶渊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苏轼一生写了两千七百多首诗，其中和陶诗多达一百二十余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这些诗大部分写在贬谪惠州、儋州时期。已至暮年的苏轼自述对陶诗的这份特殊偏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也苏辙书》）。可见，苏轼所着力承袭的不仅是陶诗的内容和艺术风貌，更是陶渊明的人品性格，陶渊明对他的影响渗透在各个层面之中。而苏轼的蒙冤乌台，远谪海南的宦海遭遇又为他学习陶渊明提供了现实的生活根基。可以说，苏轼在与陶诗的心灵对话中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他曾评论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他能把陶渊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状态从一种生活的境界上升为一种生命境界去认识，这种对陶的生命精髓的体悟是高于前人的。难怪黄庭坚会赞叹苏东坡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苏轼与异世之“真隐”陶渊明真可以称得上是“神遇”了。
苏轼的和陶诗并非低层次的和韵之作，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拟，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案语）。所以苏轼的和陶有一个“苏化”的过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苏轼自己的个性成分。苏轼也曾经充满愧意地感叹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也”（《问渊明》），“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和陶岁暮和张常侍》），自己虽然对于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向往已久，但是却终究跳不出从仕的怪圈，甩不掉乌纱帽。在他的话语之中充满自责，其实，苏轼的不能充官归隐并不是因为他有不肯抛掉的伦理价值生命观，而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只有服从调遣听任摆布的份儿，而根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与“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渊明相比，苏轼的处境显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渊明”的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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