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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遗世独立。但是，把陶渊明式的隐逸作为一种盛世生活的调味剂的人倒是存在的，比如王维。王维自早年即羡慕隐逸这种生存方式，也曾经隐居于山林，在《偶然作》中对“陶渊任天真”的个性特征、饮酒、赏菊的雅好、躬耕自资的生活景状也不乏赞美、艳羡之情。在《桃源行》中对陶渊明所营造的桃花源那种诗化的原始生存环境也充满向往之意。象这种包含隐逸内容的诗歌在王维的作品中也是常有的，尽管由于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对陶渊明的理解只是流于形式，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其诗歌创作中看到“王维化”了的陶渊明的影响。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个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它对于王维来说也成了一个人生的分界线。王维虽然身陷贼中，但却因为服药装哑，又作有《凝碧池》诗，再加上其弟王缙的搭救，最终不但没有被治罪，反官职渐升。此时的王维已经抛弃了原有的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转而开始用禅宗思想为其亦仕亦隐的朝隐生活状态作辩解，而恰恰是这种生活状态和禅宗思想为后来的白居易拓宽了生存空间。
白居易于太和三年（829）春，因病免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一直到会昌六年（846）去世，18年始终在洛阳过着闲适的退隐生活。而在此之前白居易早有对遁世隐居生活的企羡。元和三年（808）他受左拾遗，生性执着认真的白居易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而使宪宗大为不满。此间他又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作为谏疏的补充，从而又触犯了当朝权贵，于是被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年已40的白居易因丁母忧而退居下邽，这期间他模仿陶渊明体写了《适意二首》、《东园玩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作品。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中他写道：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天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
在历经了仕途的磨难，看厌了官场的倾轧之后，白居易同样面对着这样的一对矛盾：整个社会秩序的无比强大和个体推动力量的弱小。人生的悲苦与荒唐被突现出来，如何摆脱现实的痛苦处境呢？得意自适，于是白居易逐渐找到了陶渊明式的感觉。如果说此时的白居易还只是从生活形式上模仿陶渊明的话，那么在元和十年从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位上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导易，则真正的从精神层次上拦近了和陶渊明的距离。在这期间，他得以居浔阳、登庐山、寻访陶渊明的故里，把自己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去凭吊陶征士其文、其人。在《题浔阳楼》诗的开头一句便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访陶公旧宅》诗序中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他盛赞陶渊明“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真诚地表达了对其“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的高风亮节的钦佩之情。开成三年（838）他又写了《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性嗜酒，耽琴淫诗。”文中所描写的宅第、园林以及乐天知命的价值观念、闲适洒脱的生活状态，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陶渊明的影子。至于白居易诗歌在语言方面那自然浅畅的特色，就更是得益于陶渊明诗的体格了。
当然，白居易最终并没有真正地学到陶渊明的精髓。因为他虽然谙尽宦途滋味，但却始终有官职，并以刑部尚书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从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参禅学道，不会有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劳作的经历和缺衣乏食的体验，所以更不会有陶渊明对“自然”的深刻领悟，难怪白居易读陶诗只感到“篇篇劝我饮”了！
在北宋，宋庠据“江东旧本”重新刊定的《陶潜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渐多，并且出现了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陶诗的影响逐渐扩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的名声日大是同时代的发展、文人命运的变迁紧密相关的。在唐代，政治明达，文人的处境也相对比较宽松。象王维，虽然有陷贼的污点却没有受到惩罚；白居易虽然惹恼过皇帝、得罪了贵权，却仍可以当刺史，做尚书。而到了宋代政治景况远不如前代，先有新党旧党之争，后有主和主战之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几经起伏，时间跨度大，牵涉于其中的人也很多，从而带给素来秉有价值关怀意向的文人们以强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荡和严重的心理创伤。正是在现实政治的嘲讽下，在个体生存的苦闷和无奈中，宋代的文人们象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发现了这位异代知音陶渊明。陶渊明的摈弃名利，忘怀得失，以酒销愁，寄情山水，醉心琴书，都对他们是一种提示，使得他们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物、心灵的避难所。北宋的苏轼如此，南宋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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