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黎宏  

甘肃经济日报 　 
●世说新语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在彭泽县令的位子上才干了八十余天，竟然辞职回家种田。他辞职理由很有名，读了几句书的人都知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像现在有些退居二线的领导所说的“服从组织的安排”、被免职的领导所说的“无官一身轻”之类，听起来冠冕堂皇，可总让人觉得底气不足。按照无古不成今的逻辑，采用以今推古法，结合陶县令的个人表现，鄙人认为他的辞职原因不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有说不清的隐衷，不妨做如下猜想。

　　工资待遇太低。县令是县里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肩负着护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在当地位高权重，算是一方诸侯。一个这么重要的岗位，每月的俸禄才五斗米，按现在的米价，也就是县委书记的两包烟钱，实在是太低了。也难怪陶县令闹情绪，这点俸禄怎么好意思拿去见他的老婆和五个儿子，怎么去养家糊口啊。这都怪东晋的皇帝老儿昏庸无能，既不懂得高薪养廉，也不懂得以适当的待遇留人，更不懂得爱护属下。看看如今市、县一级的领导，哪个穿的不是名牌，抽的不是名烟，喝的不是名酒？屁股底下坐的差的是“桑塔纳”、好的“奥迪”、“别克”不等，抵得上老百姓一两栋楼呢。待遇可以留人，鄙人没听说有几个一把手辞职的，偶尔有几个混得不好的倒霉蛋副职辞职下海，那一定会成为地方爆炸性新闻。郡县治，天下安。陶县令重大的责任与享受的待遇实在太不相称，怎么能让人气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所以说，嫌待遇太差是陶县令辞职的直接原因。

　　灰色收入太少。工资待遇低点不要紧，只要灰色收入经常有。县太爷本应“工资基本不动”，工资那点钱只能作为灰色收入的添头。不是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靠工资过活，那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子。可陶县令苦就苦在不仅工资待遇低，灰色收入也没有，比现在的工薪阶层还困难。陶县令在老婆的抱怨声中也有过弄点灰色收入的念头，但苦于创收无门。当时的县衙没有“四套班子”，没有那么多部门，乡里也没有几个干部，更没有“七站八所”，下级少了，干部少了，送礼的人肯定就少了。再说，县令大人才有五斗米，他的属下还能有几斗米，老百姓能有树皮草根充饥就不错了。连自己都吃不饱，谁还有神气去送礼。不要说送钱，就怕陶县令下乡连土特产也弄不到。陶县令想弄几个项目，但没有老板请他审批；想修条路、建座桥、全面装修破旧的县衙大楼，但财政没有拨款，老百姓出力可以，集资款是收不到的。加上陶县令不去全国各大城市开会，不去风景名胜取经，不出国考察，就没有机会虚报发票；又没有机会参加庆典、剪彩，也拿不到红包和纪念品。那就出本诗集吧，诗可是全国超一流的，但没有出版社或报刊会给他稿费，活活地断了一条财路，要是陶县令多活一千多年就好了，如今的官书不愁销，题字题词的润笔费也不得了，和陶县令同在江西为官的胡长清的题词费就有近百万呢。陶县令写诗的想象力虽然丰富，但创收的灵感实在贫乏。待遇低，又没有灰色收入补，这县太爷就当得太寒碜、太凄惶、太没有滋味了，光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回家搞农业开发。

　　组织纪律性不强。引发陶县令辞职的直接事因很简单：年终，郡太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检查工作，属下劝陶县令整饰衣冠、束好带去见督邮，不知触动了陶县令哪根神经，他不但不去见督邮，还自命清高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完就脱下官服回家了。督邮是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导教令，兼管司狱诏捕亡等事，是太守的红人，是个实权派，陶县令不但不以礼相待，还去怠慢人家，这不是目无领导、恃才放旷吗？督邮的职位不比陶县令低，比现在市监察局局长还大，掌管着政绩考核的大权，陶县令工作干得好不好全凭督邮一句话，对这样重要的领导，巴结还来不及呢。没到县界边上去迎接也就罢了，束个带也累不死的。现在的县一把手一年到头接待的检查组数不胜数，不仅要让检查组吃好、玩好，还要往检查组的小车屁股里塞土特产，县领导须有极大的耐心和热情。陶县令对上级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吗？再说，辞职报告也没有打一个，组织上没批准，就丢下县衙门这样一个大摊子不管了，简直是毫无责任心，也辜负了组织上的培养。陶渊明二十九岁任江州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市文化教育局局长，可谓少年得志，经过十二年的锻炼，组织上让他担任彭泽县令，应该是提拔重用。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容易吗？他不但不在县令的位子上好好干，以报答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信任，还得陇望蜀，抱怨怀才不遇，埋怨待遇太低，以辞职来要挟组织；甚至公开发表什么《感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影射朝廷，标榜自己，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担当重任的。

　　对陶县令辞职的原因也许还可以猜下去。但陶县令如果生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遇上繁荣昌盛的小康盛世，碰上反腐倡廉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陶县令会不会辞职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