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陶渊明，也曾入仕做过好几次官，但都是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如州祭酒，如参军，如主簿。义熙元年，41岁的陶渊明改任彭泽令后，某日，历史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于是，陶渊明赋《归去来》后“解绶去职”，结束了他一度亦官亦隐的政治生涯，真正开始了他的田园生活。
 

　　其实，他脱掉那套官袍的时候，意味着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彻底归耕，可谓陶渊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归隐有别于古代诗人中那些在现实官场中处处碰壁后不得不归隐的诗人。他主动辞官归田，是对自然恬静的田园生活心向往之的内心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有别于那些读经、入仕、求官的古代文人，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他对于自由的田园生活，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

　　于是，当他真正归隐之后，他能够真正俯身于大地，像一个晋代的农夫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埋首于基本生活所需的劳动之中。这种劳动，是纯正的，是天然的，甚至也是艺术的。他甚至觉着劳作后，洗洗身子，都是一件快乐的事。闲下来的时候，他还会站在自己门口，眺望远处的山寨，不禁诵出“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句子。陶渊明几乎像任何一个农夫一样，在这里经历着春播秋收，经历着偶尔的迁居，经历着躬耕农亩的辛劳。

　　与村野农夫不同的是，他常常在劳动的间隙，登临山水，喝酒赋诗，弹琴高歌，一派悠然自得的模样。如今，读那一篇远远不同于《观沧海》的诗，就能知道，这些诗，是他在这里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是对他个人生活的一次复原与记忆。

　　当然，他也常常和农夫野老有着亲密的交往。如此可见，躬耕田亩的陶渊明，是没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优雅，他的高洁，恰恰在于能够和这些底层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和谐相处，同甘共苦。他有《移居》诗二首，记述的是自己隐居生活中的搬迁之事。但从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可见，他们之间，是一种心贴心的交流，一点隔阂也没有。

　　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用一张无弦琴弹奏心灵的音乐，与朋友把酒言欢，末了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多么可爱的一个陶渊明！对于访客，一点没有寻常礼节，叫走便走，日后欢会如旧。

　　自陶渊明辞官归乡后，在将近四十年的隐逸生活中，他像任何一个农夫一样，经历过欠收，失火、疾病，甚至断炊等一系列令人痛苦的事，但这并没有真正影响他的情绪，他依然能够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派自得中应付自如。